三、中国合拍电影的文化剖析与历史反思 在当今世界趋于文化多元对话的现代格局中，电影已成为衡量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合拍电影事业起步伊始，就十分注重以开放的文化胸襟，通过合作拍片展开与世界不同国度、不同地域（如港、台）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它从一个侧面，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时代塑形及其文化风采。 现今国际上一般合拍电影的策划与运作，固然与电影市场扩张的诱因密切相关，但更深刻的潜在文化诱因，实出于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文化对话的需要。一部合拍电影的艺术生命力及其对市场的占有率，从根本上说恰恰是被这一或显在、或潜在的文化创意的前提所决定的；同时，这又是与人类现代文化演变的进程和人文精神的融汇，默默契合的。 人们不禁要问，合拍电影这一新兴的事业，缘何在中国这方热土上，八面来风，佳作频出？中国作为东方历史文明的古老大国之一，在合拍题材的人文资源上，可谓无比丰厚并独具魅力，令西方富于文化卓识的电影制片家和创作者由衷倾慕并心向往之。1981年，中制公司委托北影协助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第一电视台拍摄的历史巨片《马可·波罗》，意方投资高达2500万美元，中方参与协拍的演员、工作人员前后不下几千人。在当时中、西方媒体上成为众目关注、轰动一时的焦点。1982年11月22日在威尼斯举行了由意大利总统贝尔蒂尼亲自出席的首映式。该片电视版全长8小时，先后在70多个国家播映，观众超过10亿人次，并于当年荣获意大利最高电视长剧奖和美国电视年度艾米尔奖，可谓独揽荣耀、无限风光，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桩盛举。该片由具有左派进步倾向的意大利著名导演朱安里诺·蒙塔尔多执导，他说，拍这部片子的钱够盖一座大学或一所设备齐全的医院，可见责任重大，必须全力以赴，以期拍出一部“有益于全世界人民互相了解的片子”。影片以马可·波罗在狱中写作游记作为贯穿线索，用大跨度的历史长卷，描述马可17岁离开家乡威尼斯，历30载艰辛颠波而来到中国，并在元世祖忽必烈朝中任职17年，然后返回正处于热那亚战乱中的祖国，被俘而入狱。他是冲破欧洲中世纪黑暗来到中国的第一个伟大探险家和友谊的使者，是他第一次将中国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和可做燃料的“黑石头”（煤）带到了欧洲，向西方展示了13世纪东方中国高度的文明。不妨说，这是在西方银幕上以十分罕见的、朴素而充沛着历史主义激情的笔墨所再现的中国形象，显示了创作者对历史的尊重、对历史所作出的富于文化深度的发掘。 1984年，又一部史诗巨片《末代皇帝》，由意、英两方与中制公司、北影签约合拍（仍用协拍方式），历时两年方告完成。该片于1987年在世界各国上映，引起巨大反响；1988年荣获美国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九项大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等奖项），继又赢得法国该年度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奖。与《马可·波罗》朴实无华的历史叙事风格截然不同，曾师从“诗电影”大师帕索里尼、以现代派影像叙事而斐声影坛的贝尔托鲁奇，藉着中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富于传奇性的生平，以欧洲式的潇洒——忠实于历史精神却不拘泥于历史的细节真实，而着力于人性深层的开掘以及他一向擅长的哲理、心理内涵的发现，鞭辟入里地揭示了“东方式皇权至上综合症”的悲剧。据贝氏称，影片所要阐明的主题是：“中国怎样把一个战犯皇帝教育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公民”。事实上，贝氏所剖析的，远不是历史上某一个具体实指的“末代皇帝”，而是在亚细亚式的文明中远未绝迹的“皇权至上”的历史幽灵。写的是“末代”而题旨恰恰在“并非末代”。这样，到影片结局，诗意提升，迭出绝响。一处是“文革”灾变，红卫兵唱着“造反歌”走上街头，已当了园林工人的溥仪却推着自行车作局外观，甚至还走近造反派“小将”，为当年曾给自己以再教育、此刻却被游斗的前战犯管理所所长进行辩白；另一处，年老的溥仪作为游客重入故宫，在金銮殿里欲登丹陛，却被一个系着红领巾的孩子（自称是故宫“看门人”的儿子）所喝止。为了证明自己从前是这里的皇帝，他居然从龙座后面取出当年登极时所藏的那个蝈蝈罐，而罐里的蝈蝈时过六十年却依然活着，还爬出了罐沿，俨然神话！这两处，诚然并不符合具体的历史真实，但却是一种充溢着诗情和历史寓意的艺术概括。作为欧洲人的贝氏，显然并未将中国作为被观看的“神秘的东方”的“他者”，他所再现的恰恰是又一种富于历史批判性的中国形象：皇权及其最后在现代中国的崩溃。在还原历史本质真实的意义上，贝氏创造了一部具有黑色幽默的中国诗剧、中国神话。 在合拍片初兴的头十年间，跨国度的合拍、协拍片，多半皆属历史题材，如中、加合拍的传记片《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从人性的深度上真实地再现了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成长道路，并富于诗意地描绘了他对中国人民革命所作出的无私奉献；而中、日间一系列的合拍作品，如史诗片《天平之甍》、《空海》、《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和后来的《敦煌》，都是从中、日间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交往中发现题材，开掘题材，塑造出众多感人并富于历史底蕴的艺术形象来的。由日本著名导演熊井启执导的《天平之甍》，以8世纪中国盛唐时代为背景，当时日本为要建立一个强盛的国家，欲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从唐朝发达的文明得到补益，九次派出遣唐使率数百人，冒死渡海取经；作为叙事的重点段落，该片更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享有盛名的中国鉴真法师东渡日本的始末，谱写了一曲中日文化交流的赞歌。该片名列日本1980年十大卖座片之一。而由佐藤纯弥执导的《敦煌》，则是根据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的《敦煌》和司马辽太郎的《山坡上的云》作为文学原型改编而成的，影片在11世纪中国北宋、西夏的历史背景上，以抒情的笔致表现了日本人民对中国古代文明和敦煌艺术的倾慕，并揭示出日中文化交流的深厚渊源。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由佐藤纯弥和中方段吉顺联合执导、由中国著名演员孙道临和日本著名演员三国连太郎联袂主演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通过中、日两位围棋手及双方家庭命运的变迁，以严峻的历史真实，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日本侵华战争带给两国人民的痛苦与灾难。该片曾荣获1983年第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并赢得该年度加拿大第7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