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的回眸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1949-1966“文革”发生前），也曾数度产生对外合作制片的实践，但均属零星的形态，并未形成一定的文化产业规模效应。例如1958年中、法两国合拍的一部儿童幻想片《风筝》 ，1959年中、苏两国合拍的一部以中国、苏联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主题的故事片《风从东方来》，这两部作品因其新鲜的跨国文化叙事创意，当年上映时均激起了一定的反响，但却并未在后续的合作制片实务性操作以及跨国度文化精神的交融上，形成某种气候或格局。 到了本世纪70、80年代之交，随着持续十年“文化大革命”历史劫难的终结，中国冲破长时期的思想、文化的禁锢，以革命、开放为旗帜，重新奏响了从古老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推进的进行曲。1979年，中国电影合拍事业起来，就质的意义上说，正是这一历史／文化转型期的必然产物，体现了一种开放式的现代思维；将中国置于当代世界多元文化对话的新格局中，广纳并兼容跨国度、跨地域（港、台）各方电影制片合作的文化创意，构成中国电影艺术复兴的一个重要侧面。 1979年5月，文化部通知组建“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以下简称“中制公司”），筹备小组成立。 8月初，文化部(79)文电字700号文件，通告中制公司正式成立，对合作制片实行国家垄断性的统一归口管理。这种统一归口管理的权力，使中制公司建制伊始，便被定位在半政府权力性、半企业操作性的双重座标上。 1982年8月，中制公司奉命起草《加强对外合作拍片事业领导与管理的几项规定》，着重阐明：中国的合作拍片不能像西方那样自由拍摄，必须实行统一对外、统一政策、统一安排、置于统一归口管理之下，防止自由化。由是，统一归口管理的权威模式乃愈形强化。 1985年5月，电影局颁布了《关于加强对外合作拍摄电影片、电视片管理的若干规定》，此后沿袭到80年代后期，中制公司作为归口管理中介层面的职能便日趋明晰，其企业自主性也相应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 1988年7月，电影局草拟了《关于调整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管理体制的意见》，突出了如下政策要点： 1、由电影局代部承担中外合拍业务的归口管理任务； 2、合拍公司是部（局）属对外合拍的专业公司，主要负责开发中外合拍项目、推荐、促进合拍，提供信息咨询，也可与外方合拍少量故事片； 3、制片厂对外合拍的权限适当扩大，可以直接与外方接触承揽合拍项目，直接报电影局审批。 90年代初，中国电影发行机制改革深化，从垄断型的固有机制，向市场机制转轨，意味着一次深刻的历史蜕变和文化转型。1993年初春，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发了关于转换电影机制的“3号文件”；继之，又于1994年8月颁布“248号文件”（自1995年1月1日起实施），打破了中影公司统一天下，政企合一垄断发行的计划经济模式，破题儿头一遭赋予各制片厂家以直接面对市场的发行权。 就中国电影合作制片事业二十年来历史演进的轨迹作一总体的文化剖析，不难看到：无论在跨国度或跨地域（港、台）电影合拍领域，无不明显地呈现着从“自在性”（不具自觉的文化性与市场性）到“自为性”（渐具自觉的文化性与市场性）的蚕蜕特征。作为计划经济遗存型态的统一归口管理模式，无疑葆有着对于对外合作制片宏观调控的权威性，但却仍局囿于计划经济模式及意识形态的半锁闭性，属于非市场形态或准市场形态。不妨归结地说：这恰恰体现了中国电影在向市场转轨初期某种历史的过渡性。 二、中国合拍电影的文化轨迹 历史的进步，必定是沿着自身可能的轨迹向前逐步推进的。中国电影合作制片事业，毕竟是一种富于现代开放性活力和锐气的新兴事业，匆匆20年间，按其历史／文化的步履，大体上可分作四个阶段： A、合作制片初兴期：探索与实验 （1979-1985年） 中国合拍电影事业起步的头两年，是以纪录片、风光片、专题片等肇其端的，曾先后与美、日、意、法、英、西德、澳大利亚、加拿大、南斯拉夫、泰国、巴西、菲律宾以及香港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或个人，以协助方式合作摄制了长、短影片22部。事实上，近20年间，中制公司以不同方式接待或协助外方拍摄的影片（含电视片），一直以纪录片为大宗，其产量远远大于故事片。 80年代初，作为跨国度合拍故事片的历史性创举，中制公司先后协助日本、意大利摄制完成了史诗片《天平之甍》（1980年，熊井启导演，彩色，16本）和历史巨片《马可·波罗》（1981年，朱安里诺·蒙塔尔多导演，彩色，电视版全长8小时）；另一部由中、日共同投资、联合摄制的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982年，佐腾纯弥、段吉顺联合导演，彩宽，10本，由中国北京电影制片厂与日本东光德间株式会社合拍），可称作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合拍电影。 作为跨地域合作拍片，香港导演张鑫炎的武打片《少林寺》（1981年，香港中原影业公司出品）和李翰祥的历史宫闱巨片《火烧圆明园》及其续集《垂帘听政》（1982年，中制公司与香港新昆仑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可说是开香港与内地合拍电影风气之先；以后，《木棉袈裟》、《新方世玉》、《杨家将》、《少林童子功》、《海市蜃楼》等接踵而至，掀起一股港风北上的“合拍热”。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除少数几部以中国悠久历史文明及其与世界交往为题材的跨国度合拍片外，多数皆为合拍港片，从资金、导演到主创班底，清一色都以港方为主（实际上是港片移师大陆），中制公司则以协拍方式参与合作。这类合拍港片，多属武打、喜剧等具有充分商业元素的类型片，虽艺术素质平平，却一路票房领先，对于大陆电影原有的“教化”模式则产生了第一波有力的冲击，为大陆观众开拓了娱乐性的休闲空间；同时，也为香港电影投资商捷足先登大陆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