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青年电影工程”首批影片有四部是“第六代”导演完成的：王小帅的《梦幻田园》，管虎的《再见，我们的1948》，阿年的《呼我》，路学长的《非常夏日》。它们都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一方面想继续坚持原来的艺术立场，力图体现强烈的个人性；另一方面又想做得常规一些，顺利完成制片厂的任务。管虎用自己独特的眼光审视了1948年发生在一群孩子身上的事件，几乎实现了“营造感受中的历史”的企图；王小帅的《梦幻田园》虽然是一个颇具喜剧性的故事，但也在尽量维护“对个体生存状态一贯的关注”的立场；而《非常夏日》则把一个见义勇为的“主旋律”题材拍成一个描述当代青年的精神发育史的影片：《呼我》冷静地展示都市底层一群处在边缘的，在这个城市没有声音的一群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现代社会中人与人无法沟通的困境，“试图寻求沟通的可能”。结果后两部影片经历了一些波折，但终于面世了。同时张元在“解禁”之后完成的《过年回家》和《疯狂英语》也在国内公映了。《超级城市》系列中的《苏州河》（娄晔导演）、《夜行人》（管虎导演）却再次出走，去国际电影节寻求自己的位置。路学长在以《非常夏日》一片获得“第七届大学生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后也将影片送出国参赛。《呼我》也正在筹备之中。这就意味着“第六代”导演将继续走在国际化道路上。但他们也在努力获得国内的认可。也许张元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说的话颇值得玩味，“以前一心拍片，力求表达自己独特的感受，很少考虑观众。那时拍电影就是目的，现在不同了，希望自己的感受有人看、有人听、有人共鸣，激励我继续拍片，继续表达自己”。（注：张元的谈话参见丁玉兰《解密张元——张元访谈录》，《母语》，2000年第5期，第88～97页。）而《过年回家》这部影片无论是在情节安排上，还是在影片叙事节奏的把握上都具有很强的传统性；虽然延续了张元一贯的“对弱势群体关注”的风格，但那种“被体验的真实感”有了更强烈的震撼力。也许“第六代”电影人在体制内的尝试虽然会被某些学者认为“丧失了锐气和深度，普遍不如老作品”，但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在艺术上，第六代电影人也必须进行不断地调整。首先是关注现实的视野应该扩大。虽然像张元影片采取的那种“极至状态下的人道主义”视点以及其他一些影片对边缘人生的书写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无论是从大众性（一种文化方式），还是精英性（具有现实主义关注精神的艺术形态）来说，都不止于仅仅是相当个人化的感受和体验的传达。在这一点上，认为“他们缺的不是艺术理念，而是人生的阅历。”（注：参自王晓明《找找中国电影的症结》，《电影艺术》，1999年第1期，第73～76页。）这样的看法是有一定见地的。而《巫山云雨》、《小武》、《呼我》这些更具有平民性的影片的出现也表明了这种可能。 其次是要保持一种相对平静的创作心态。也许朱光潜先生在30年代所说的一番话很有指导意义，“艺术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和平静默’，陶渊明浑身都是‘静默’所以他伟大”。（注：出自朱光潜《说“曲终人不在，江上数峰青”——答夏丐尊先生》一文，参自童庆炳主编《文艺理论教程》一书，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年4月，第2版，第198页。）这个观点虽然并不全面，但是对以“含蓄，蕴藉深厚，讲究意境高远”为特点的东方艺术来说，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台北的青年导演们沿袭了候孝贤的疏远、冷凝、静谧的风格，创造出《多桑》（吴念真导演，1994年出品）、《爱情万岁》（蔡明亮导演，1994年出品）、《黑暗之光》（张作骥导演，1999年出品）这样饱含诗情的影片。韩国的青年导演李光沐在影片《逝去的美好时光》（李光沐编、导、制合一，1999年出品）以沉寂的心态通过过肩镜头、微俯的角度、长镜完整地呈现出一个民族无法忘却的悲怆史。日本的年轻导演河濑直美以固定机位为主，结合大量的长镜头在《萌动的朱雀》（1997年出品）中营造出一个在时间绵延中充满着诗情的世界。“第六代”导演张元也在新片《过年回家》中以不动声色的凝视角度呈现出对生命、社会、历史的关注、省思。也许伴随着阅历的丰富，人生体验的深刻，“第六代”会对电影有更多的、更成熟的看法、理解，但是在创作中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在喧嚣、躁动的世界中坚守着最后的一块小小绿洲，也是“第六代”电影人一个切近的课题。 还有就是要保持艺术立场，继续其一贯的美学追求。这是“第六代”电影人的神圣使命。中国电影“第五代”在中国影坛纵横驰骋了15年之后，陈凯歌又推出了《荆轲刺秦王》，张艺谋相继推出了《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黄建新也完成了《说出你的秘密》，这些影片哪一部不是精品。其原因正如张艺谋在一次采访中所谈到的，“电影有两类，一类是主流电影，另一类是有独特风格的电影，但我还是偏爱后者。我觉得独特性才是最可贵的……中国电影形式的探索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太少。”（注：黄式宪、李尔葳《以“小”搏“大”：坚守一方净土》，《电影艺术》，2000年第1期，第39页。）正是这样的追求才使他们取得这样出色的成绩。直到现在，他们还在实现当初“敢开风气先”的承诺。而“第六代”影片如《梦幻田园》、《再见我们的1948》已然掺杂了一些非艺术的因素，就如郑洞天导演在1999年西郊举行的“青年电影作品研讨会”所说的“技术的熟练常常是以原创性的流失为代价的，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注：详见郑洞天导演《两个矛盾的观感》，《电影艺术》，2000年第1期，第15页。）而《小武》和《过年回家》这两部影片获得的成功显然是和创作者执着的追求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