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生存体制的叩问

      中国电影的世纪问题无疑是如何面对WTO，可以肯定，没有人会欣欣然期待天上掉下一个馅饼，但目前人们的心态却并不一致：制片业更多“狼来了”的恐惧，似乎中国电影将面临灭顶之灾；放映业更多抱有希望，因为从20部大片开始的递增放开对影院收入多少是一个诱惑；理论界的切肤之痛并不深，隔岸观火的感觉自然没有引发议论的喧闹。于是，现状并不叫人乐观，但有一个现象却值得玩味深究，即似乎不少人对WTO的到来有某种幸灾乐祸的感觉，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中国电影现状的不满和失望太大，于是，入世的冲击说不定就是他们期待的改变现状的良机。

      这正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问题，中国电影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化摆设，但积聚已久的疑虑将撼动人们的信心，没有理由掩饰窘况，必须直视绕不过的议题。如果上下对问题的解决有了较好的共识，中国电影的前景就将光明。我们已经探讨了许多关于中国电影生存策略的基本问题，现在该来研究最为重要却棘手的问题：体制、机制、市场。其中体制的问题是较少被谈及的，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

      简单判断中国电影体制好坏是危险的，体制没有跨时空的意义，正如同拿着美国的所谓人权标准来诋毁中国人必须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极其可笑的。每一个不同时期必然有相依傍的适宜体制，比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体制的确也产生过优秀的作品，不讲究票房的时代确有《喜盈门》这样赢得巨大观众群的观赏影片。第六代电影人倒是生活在相比较市场经济显露头角的年代，但他们似乎很羡慕第五代出山时的只管实践而不必操心拍摄和进入市场的年月。所以，不必过于简单的评说以往的优劣，倒是必须检讨当下的电影体制与时世的恰切程度。

      站在现实的角度，电影生存所面对的已经是大众文化充斥和市场经济主宰的背景，电影体制的不相适应显而易见。10年来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出台了许多政策，试图改变现有体制，也取得了积极成果，但时至今日，体制落后的瓶颈依然存在，新老问题积聚在一起，解决问题的时日还不是短期可以度量的。

      综合而言，人们议论较多的主要包括僵硬的生产体制，过渡中的管理体制，标准分歧的审片体制等几个关节口上。

      一、僵硬的生产体制

      尽管已经经历了几轮改革，电影生产厂家的体制也多少有了变化，但整体生产体制的革新还难以适应急剧变化的市场和文化潮流，比起宣传策划的意识增强，比起政府管理部门对发行体制的改革力度，比起电视和其他新媒体生产经营的不断变化，我们的电影生产规模基本上依然是较为稳固的旧有体制。政府拨款经营、老厂负担过去人员的沉重经济负担、演员的剧团编制、拍片的政府控制计划和较大规模的拨款等，都是依然伴随电影厂家的脱不去的基本样式。对放映业的不闻不问，对生产产品的宣传发行的隔膜，对市场行情的量化指标的懵然，对投资与吸纳资金的整体行为的缺失，对电影生产已是拷贝和后产品开发一体的认识严重不足等，导致目前的电影生产依旧没有更大起色。尽管近10年来，电影厂家已经有过脱出传统的努力，但无非是变相的卖厂标，和所谓的境内外合拍实为挣些他人市场运做体制下分得的蝇头小利之羹。

      国情使然的中国电影充当着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一些职能，代表着国家文化的基本方向，这就要求政府养护必要的精华生产厂家，并投入必要的资金，在世界电影大势的背景下，没有国家对民族电影事业的支持，好莱坞的强大商业电影将可怕的统治一切。但必要的支持并非包养，在电影生产业还没有成为支配市场的主力力量，单一的创作生产还没有能力在市场立足时，还要靠国家的资金投入，这是必须的。问题只是如何使钢用在刀刃上，出艺术精品。令人忧虑的生产状况是，电影生产不是冲着市场而是奔着评奖，把自以为是的符合评奖的几条作为生产的标准，以赢得政府投资的生产方向，只会推延适应市场生存的时间。原本被资金和生存制约的电影生产却背离市场、更为依赖非市场化的行径，未必不是下一轮的淘汰者。

      可喜的是，国家主管部门刚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对试行股份制、推进院线制等有了明确的意见，这将为中国电影生产体制的改革迈出大步伐指明方向，可以预期，实现这些改革，中国电影生产将翻开新的一叶。

      二、过渡中的管理体制

      中国电影的管理体制是颇有中国特色的，从生产部门而言，中央一级的主管部门是广电部（现在的广电总局），到地方主管的则是文化厅局，管理体制的交叉就让人摸不着头脑；就宣传发行和放映部门而言，又是归地方主管的文化厅局直接管理，还有各级发行公司的庞大体系，更呈现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的交织。尽管从90年代以来，无论政策业务管理体制还是发行放映体制都有过几次较大的改革，也取得了种种集团组合和某某模式建立的成绩，但似乎战斗正未有穷期，仍需探索改革。

      从现实来看，管理体制的变化肯定还要深入进行，需要有创建的举措，适应进入WTO的中国电影生存发展的新思路也许是和现状大大区别的，比如生产发行放映的一体化，精简管理的层面，文化管理部门和广电管理部门的统一化，直至取消行政管理只留存宏观指导而创作发行完全商业化和集团化。从长远来看这也未必不可能，正如在并不古老的10余年前，中学生带手表还是颇成为令人侧目的事，但转眼间没有人会对甚至小学生带手表说三道四，时间和条件成熟程度有时匪夷所思，电影管理体制也必然如此，它的根本改革是最终必须解决的问题。

      体制变化将带来创作方式的改变，实际上，我们已经走出了好的几步，而且这几步都是现有管理体制下的稳妥变化，比如电影集团的建立，使生产运行机制有了明显变化，从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等为培养青年创作队伍，以新的方式扶助一批青年导演拍摄低成本影片开始，生产新迹象就显而易见。电影和电视的渗透也是值得欣喜的现象，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频频出现在电影投资创作字幕中，显示创作新机制的生机，而一年来出现的不小规模的电视电影热，似乎显示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多种可能性。鼎鼎大名的紫禁城影业公司的机制是最为值得研究的现象，并没有天差地别的创作，却因为显而易见的操作区别，导致几年来该公司的创作成品多是年度电影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