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90年代中国电影的意义生产

      一、引论：意义的诞生

      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的意义生产，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意识变迁的理论记录和见证，从而，对电影的阅读也是对社会意识的阅读，电影的症状也是时代的问题。诚如杰姆逊所言，“第三世界文本，甚至那些表面上是个人的而且严格说来带有力比多动力的文本，它们必然以民族寓言的形式具体化为一个政治维度：个人独特命运的故事总是第三世界公众文化与社会严峻形势的一个寓言”。（注：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

      从最近的电影理论态势来看，电影本体研究与本性研究同样被忽略。受现实需求的影响，对生产体制——主要是制片、发行、放映关系的理顺——成为理论界的焦点。而另一种需求，电影作为社会意识再生产实践活动的研究渐渐退隐，只能从80、90年代之交西方理论的引进和本土理论的生成中体味曾经的辉煌了。正如作为社会学、文化学概念的“意识形态”研究走入困境一样，意义生产研究在电影理论中终结了。

      这是一个隐喻。它既表明电影理论的市场化转向，也与电影创作的现状及社会意识的转向同构。但是，意义生产真的终结了吗？

      本文将从意义生产入手，以电影意义的修辞研究作为意义生产研究的模式，以基本意义形态和差异性意义形态的生产及相互转化为基本内容，探究中国大陆电影在90年代特定语境中的意义生产，为电影意义的共名化趋势作理论的支持，也力图从一个侧面表明：意义研究在电影理论中并没有终结。

      意识形态与意义形态不是等同的。意识形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社会学的特定范畴，伊格尔顿把前人对于意识形态的界定归纳为16种，并指出它的两大传统（注：特利·伊格尔顿《意识形态导论：结语》，《文艺理论与研究》1998年第1期，第94页。）。在这个基础上，他倾向于认为“意识形态通常是指符号意义和价值观用以表现一种支配性社会权力的方式。意识形态是话语问题而不是言语的问题——它是某些具体的话语效果，而不是意义本身”。简言之，意识形态是话语效果，而意义形态则是物质话语。一种意义是在话语中生成并受制造者制约的，而它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多大程度上与初衷契合——这种流通与接受——才是意识形态。意义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内核，意识形态是意义的完成方式。

      就中国当前的电影现状而言，有两种意义形态，一种是基本意义，一种是差异性意义。前者指的是维系全民族凝聚力的信仰、观念和价值趋向，包括义与利的矛盾，个体与群体的矛盾，欲望与现实的矛盾等。在文本中，它更多地通过英雄或平民化英雄的命运遭际，以政治伦理化的意识形态策略和中国电影特有的情节剧艺术策略肯定正义、集体、现实的力量，是二元对立中的肯定方面。在近几年的发展中，呈现基本意义形态的电影形态在电影语言的现代感主要是奇观化方面吸收了常规电影的影像特征，使基本意义的叙述获得了更大的话语空间。其必然结果是，基本意义的内核没有变化，而它的话语形式则得到了更广阔的发展，加之以资金和发行的体制保障，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获得了更巧妙的形式。

      90年代以来，社会结构的变迁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农、兵、学、商、知识分子的划分，边缘群体的崛起和旧群体的重新组合使旧的公众领域失去了组织大众经验话语的能力，经过数十年的重新组合，当代意识形态格局、公众领域格局、电影格局的特点如下：

      

      图1是一个包括文化、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的图表，把看似异质的三个因素组合在一起的是意识形态的概念，因为意识形态是“研究意义用来维系统治关系的方式”，是整体社会格局的核心，它具有统摄作用。其中社会结构即是根据当前的社会阶层分化组合状况而确立其含义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劳动力的流动、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源的开发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特点，其中以农民向城市的流动、第三产业的飞速增长和原生资源的深度开发为最突出特征。尤其是农村的城镇化，带来的是农民阶层和市民阶层的逐步融合，这带来了文化格局的新变化。从此，农民阶层所拥有的传统民间文化和礼教文化与市民阶层所拥有的启蒙文化和通俗大众文化渐次融合。这也是重伦理亲情和秩序化的传统文化与重利益友善和民主化的启蒙文化的融合。这一融合既是社会转型的内在文化要求，又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制约下的被动选择。

      作为“意义生产与流通”的文化，其生成是社会文明程度消长的最积极因素，这就导致了文化模式的讨论（见图2）。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在传媒社会中，生产性公众领域是最活跃的领域；其次，这一模式为启蒙／精英话语即文艺性公众领域预留了位置，由此印证了历史承继性的观点：社会转型是一个过渡性概念。因此，超出一点来看，强调共时状态，由此忽略了历史的承继性是狭窄的视野。再次，文化格局的讨论必然以意义的生产和流通为基本特征核心。所以，文化格局的命名不似意识形态模式的周折。

      生产性公众领域是由此命名的：首先，它是公众领域(Public Sphere)，不只包括交际形式和体制讨论，更强调普通人的生存体验。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公众领域是与日常生活相表里的；其次，生产性公众领域是以现代传媒为主要传播手段的。在传媒中，公众经验被顺次表述，当然包括对立与冲突，也当然要指出，它有一个历史的过程。

      生产性公众领域削弱了政治领域的作用，它与文艺性公众领域（严肃文艺）共同构成了意义形态的对抗势力。也就是说，以电影电视和其他传播媒介为主要文本形式的生产性公众领域内在地存在意义和快乐，前者提供了在转型时期浮出海面的社会群体对自身生活方式对照和认同的参照系，后者则使生产性文本作为消费型的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这就是在80年代中前期三次娱乐片高潮发生的原因，也是此后出现通俗剧和都市言情剧的原因。按这一推断，80年代后期主流意识形态对自身文化盟主权的维护也是合乎历史规律和艺术规律的，它作为对差异性意义的回击使电影艺术从此走上了共名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