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国电视金鹰艺术节”和“中国电视金鹰奖”活动刚刚降下帷幕，就“丑闻”、“内幕”曝光不断，“抗议”、“质疑”呼声四起。及至《26家传媒“娱记”联手质疑“金鹰”》、《致中国视协的公开信》两文见诸报端，一时间全国各种传媒（尤其是互联网）几乎皆被搅动，此起彼伏，沸沸扬扬，好不热闹。 但是，在我看来，比之各方面人士的愤怒情绪，比之所谓金鹰奖“问题”或“丑闻”本身更具思考价值和研究价值的是，金鹰奖为什么出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此次“金鹰”被抗议或质疑的问题，多半属于“金鹰”所暴露出来的外在的表层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1、选票弄虚作假问题。本来女演员娟子票数最多，后来却被另者替换（涉及评奖的公开性问题）。2、暗箱操作问题。大众的选票只是幌子，其实组织者想要的人选，早已内定；然后再变戏法似的变出来（涉及评奖的公开性及愚弄人民即选民问题）。3、评奖的艺术水准问题。“电视艺术节”和“电视艺术奖”的艺术含金量大大降低，“艺术”成了手段；而商业炒作和经济回报上升为目的（涉及评奖的权威性问题）。至于报载或网载的具体的“丑闻”、“内幕”、“问题”实在是太多（例如给中奖的演员发奥迪V6，是发向艺术的“糖衣炮弹”，是对艺术的腐蚀等等），此处无法赘述。一言以蔽之：此次金鹰奖的评选所应具备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受到极大的质疑。 如果说，非要做一般性的是非判断或情感判断，本人肯定是站在抗议者的行列中。 但是，质疑或抗议的理由充分吗？未必。当我们转换一下视角，再把视野放大的时候，结论可能就变化了。 把“金鹰现象”放到人类发展史或人类艺术史的坐标中，稍做分析，我们可能会冷静许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人类社会和艺术发展的时候，不止一次地谈到人和艺术的异化问题。当社会发展到某个历史阶段（往往是某种无序阶段和不完善阶段），人或艺术，迫于某些外在的压力和“历史之力”（金钱、分工、少数人的利益、极端个人化、资本主义生产等等），使人或艺术，把自己的目的降为手段；这是人或艺术的本性的丧失。现实地看，人或艺术的被异化，是一种消极的力量；异化，会使现实的人性丧失，会使现实的艺术衰落甚至衰亡。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与黑格尔在情感态度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会感到悲伤的”！ 毫无疑问的是，“金鹰现象”是艺术的异化现象。被人们忽略了的核心理由是：“中国电视金鹰艺术节”的承办权已被湖南电广传媒每年出价一千万——所买断！“买断”的概念，是极其清楚的；就是我出了大价钱，她归我了，她被我包下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有人（艺术的主管者，“由于没有钱”）把她卖了！把她作为解决金钱危机的手段（还是降为手段！）。互联网上的话就更不好听了。金鹰奖（乃至大众，乃至传媒）从一开始就被算计了，被利用了。一项国家级艺术节的承办权被买断，在这种炒作经营之背后，无疑是经济。这样势必使具有权威性的“金鹰奖”受到影响，渗入一些“味道”，这味道在它举办之初就已被嗅出了。 极为严酷的事实和现实是，艺术终于被异化了！你再捶胸顿足都没用。当本来作为主体的艺术或艺术评奖，它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是被降为其他目的服务的手段、工具的时候，它的腐败和变质就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正常。传媒和大众之所以愤怒、抗议、质问，是因为他们始终被蒙在鼓里，也因为他们太正统了也太正经了：他们还以为艺术仍像过去那样美好，仍是目的是主体。当人们转换一下视角，艺术已从主人降为仆人了，于是，所有的“问题”、“丑闻”、“腐败”、“虚假”，就都不再是问题了。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金鹰现象”是个信号：中国艺术，报警了！借用国歌里的话说，是“中国艺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门类，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至于中国艺术是否是“不愿做奴隶的艺术们”，是否能够“起来，起来！”什么时候能够“起来”——中国艺术“怎么办”的问题，我们只有再一次请教马克思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黑格尔停止的地方前进了。对于人和艺术的被异化，他们没有停留在“个人情感的难受阶段”，而是看到异化的历史两重性和历史必然性：异化，并不总是消极的。现实地看，它是一种消极的力量，而历史地看，它又是一种积极的力量（从这个角度上说，“金鹰现象”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积极性）。异化对更高一级阶段的发展来说是必要的过渡和准备；是更高级发展所不得不支付的学费；没有异化阶段，事物不会前进，高级阶段也不会到来；所有的高级阶段都是对低级阶段的克服与扬弃。 但是，这种扬弃和克服的过程，绝不是消极的等待和观望，那样异化不会自然消亡；而应该是采用自觉的、主动的、积极的、快速的、有序的、有力的系列措施，尽量缩短异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