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电视受众的需求心理发生了急剧变化，已从传统观念中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流变为西方传播学家所谓的“散落的大众”。我国当代电视文化的走向与品格，应因受众心理的这一变化而变化。它别无选择。 回想十年前，电视连续剧《渴望》引来万众争睹的盛况，这在中国电视史上是空前的。出现“万人空巷”的本身，说明当时的受众需求还是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1990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经历了十年的改革开放，价值观念产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是经历了’89风波，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寻找精神家园。港台片《妈妈再爱我一次》正是适时地以极端无私的“母爱”打动了观众，而国产剧《渴望》的定位也恰恰在于“好人一生平安”，因此它恰好找到了与观众接受心理的对应点、契合点。西方人对中国的伦理道德，称为“人制向法制过渡的保护墙”，而《渴望》就是一部伦理剧。人们之所以喜爱和“渴望”刘慧芳，其实就是对“真情、善良、贤慧、美德”的渴望。《渴望》是大众文化的产品，“大众菜”。观众从中洗净了一天的劳累，心里得到了释放：街谈巷议、家长里短、喜怒哀乐、牵肠挂肚。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渴望》的轰动不光是文艺批评上价值探讨的问题，也应是社会学、观众心理学需要讨论的问题。 十年后的今天，《渴望》的编剧李晓明推出了《渴望》的姐妹篇《欲望》，意欲重铸辉煌。《欲望》对当今都市生活作了全方位的大透视，面对金钱诱惑、情感欲望，现代人的心理产生了怵目惊心的巨变。二十五集的连续剧可以说是一部追名逐利的大写真。平心而论，《欲望》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就剧本而言并不亚于《渴望》。从制作来看更比《渴望》精心缜密，摄影、美工、音乐也都较和谐。即使如此，该剧的播出反应平平，很多人至今尚未观赏，其收视率不算高。这可能是李晓明始料未及的。同样是世情剧，同样是社会伦理道德题材，同样是大众文化的产品，十年前与十年后有天壤之别。笔者认为，其原因，与受众心理的需求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90年代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大大改善了我国的收视环境。“市场经济”原则确立，加快了我国当代文化转型的进程。市民阶层作为受众的存在，他们的要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尊重，这一特征在90年代中后期显得尤为突出。《渴望》轰动的1990年，内地观众在长期观赏“政治片”或名写生活实则政治色彩很浓的“亚政治”片后，一旦看到《渴望》以及港台《妈妈再爱我一次》等世情片，顿觉耳目一新，唤起了他们在看其它作品时不能触及的情感体验，进而与之共鸣，为之击节。这种现象是对内地不注重研究观众（读者）心理的反拨。与当年小说《班主任》作为伤痕文化代表作的振聋发聩，“文革”期间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的万众空巷同一道理。多年来以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制约的狭窄观念彻底轰塌，人文环境变得宽松，电视人应大众心理变化努力创作、拍摄，电视节目出现空前的丰富多彩，国内电视剧年产上万集，且内容涉及教育、生活、人生、自然、艺术、家居、玩乐、消遣、时尚等等各个方面。在今年《欲望》播出的同期，电视荧屏上涌现了如《子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明宫词》等数十部电视剧，加上年轻人迷恋热衷的网络载播，拉走了多多少少观众。这同当年《渴望》播出时国产剧的寥寥无几，形成了何其鲜明的反差。电视环境的改善还表现在电视节目的多元化上。以格调宽松的电视谈话节目为例，其蓬勃发展是一种文化现象。在人本的参与。话语的互动中，它更能体现时代气息。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还有《当代工人》等，是以问题讨论和信息交流为形式的自我抒解类的谈话节目；仿台湾《非常男女》的《玫瑰之约》等，是融信息与娱乐为一体的观众参与的谈话节目；《相约夕阳红》等以反映老人生活情感的谈话节目……在种种电视谈话节目中，充分地展现了电视媒体对人本精神的传播。其它，电视新闻、电视综艺、电视戏曲、音乐电视、电视诗歌散文、电视文艺专题（如“文化视点”、“文艺广角”、“文化潮”、“走四方”、“文化时空”）等专题片的生产，也大大丰富了收视环境。同样是家庭伦理剧的电视剧《牵手》，它涉及一个社会敏感的题材即婚外恋现象。这一题材的选取，在《渴望》播放的年代是不可能的。编导让观众通过主人公的婚姻变故，认真思索当代男人的婚姻责任和当代女性的自我价值，这种思索净化了人的灵魂，提升了人的道德情操和体味着感人肺腑的人文精神。评论家孟繁华在阐述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时曾经提出：“知识分子设定并固守的意义世界在民众那里的回应从来都是时段性的，……欲望有了表达的机会时，与意义世界相比较，民众基本会选择前者”。“大众文化的蔓延，不经意地便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以及以消费、享乐、欲望合法性的无言要求。”随着娱乐方式和电视节目的多元化，观众出现了分流。各类节目都分别形成了自己相对而言固定的“目标观众”，比如球迷于“足球之夜”、“意甲”、“德甲”等，正如《新周刊》所说的“只有节目没有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视文化的层次选择，取决于观众的分层。社会学家把美国社会欣赏需求分为高等文化、中上等文化、中下等文化、下等文化和低等文化五个层次。其中中下等文化，喜欢接受传统美德的英雄和戏剧性的情节，而对个性复杂和哲理冲突则不乐闻。这一类文化消费人数最多，对大众传播的影响也最大。还有下等文化，喜欢看警匪片及充满滑稽动作的喜剧。对此，美国包括其它西方国家采取“大数法则”，即“只要吸引最大量的顾客并赚最多的广告收入，就是要提倡的内容”。这就形成了媒介对大众文化的依赖。在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民文化素质从总体上讲还不高，但就电视传播的受众来说，也大致可分上、中、下三个层次。尤其是人数最多的中层，经过了十多年的孕育，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已在经济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与之相应的，他们必然在文化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位，而且是重要的地位。 正因“散落的大众”的不同心理需求，才产生了电视文化多元化的缤纷现象。电视剧作为中国人精神晚餐中的主菜，题材日渐广阔，形式日渐多样。十年来，许多编导通过不惜血本地改编本民族传统与现代的名著，成功地拉动了观众的需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子夜》、《围城》等名著的成功改编，满足了百姓简明了当、直观阅读名著的迫切愿望。电视剧是一个通俗的版本，符合大众化的欣赏品味。上海电视台拍摄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为现代名著的改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这是一部艺术质量较高的“雅”片，它的收视率不低，但却产生不了轰动效应。有一定文化教养的观众，在观看改编的电视剧时还会细细琢磨电视剧与小说的区别，而对其他一部分观众来说，却会觉得索然无味，当然就只好频频调换适合他们的电视频道了。当然，对于电视剧来说，它的前期策划和宣传，播出中的“口碑”相传，也都会对收视率产生影响。《渴望》是“第一”——第一部同类题材的室内剧，而《欲望》并非同一题材的首创。 电视剧主要以图像和声音来展示世界，相对于文字，这更接近于生活，也更容易被平民所接受。20世纪末的中国社会平民意识日趋强烈，平民主义思想正倡导着这个时代的潮流。对个人价值和对人的生存快乐的肯定，对平等竞争的倡导，消费主义思想的兴起等等，都体现了平民主义的蓬勃力量。从观众的反应看，根据刘恒小说最近改编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程度的认同。该剧展现的就是平民的琐细生活。导演把他观察的生活放大给观众看。张大民面对各种各样的困境和尴尬，用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去对待，这是一位很可爱、可敬的平民形象。他的贫嘴让观众获得了愉悦、休闲。该剧的成功证明了权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在某些方面是可以和平共处和融合的。优秀的电视作品因为散射着思想的光辉和作者人格的魅力。即使朴直无华也会流露出内在的美感力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文艺作品均通过“市场”这一中介转化为读者（观众）的消费。由于物质利益原则和商品意识的泛化，市场经济近似残酷的竞争给人带来的生存压力，促使个体不可避免地产生无助、孤独、焦虑的心理。读者（观众）不但需要情感的净化，而且需要心灵上的抚慰。如果心理上的这种失调不能得到调整，任其继续存在而蔓延，不仅会影响到个体的心理健康，同时还必然会使整个社会失去和谐。观众在欣赏优秀文艺时，就像作家在创作时“通过别人倾诉自己”那样，也可以同人物（例如张大民）一起在感受和经历种种苦难，使那些久久积郁于心头的痛苦情感得到宣泄。这样审美愉悦也就成了“以不干预实际生活的方式释放情感的一种形式”。当下，老百姓的口味变得挑剔苛刻，只盼吃“大块肉”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你喜欢悲剧，他喜欢喜剧，你欣赏高雅严肃的精品，他偏爱滑稽幽默的通俗剧，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再好的作品也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对同一部作品，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甚至截然不同的评价。观众水平的巨大差异使得对同一剧作的理解千差万别，这已是常事。欣赏口味的多样化使一统的传统大大改变。如何真正地切合广大百姓的心理要求，树立电视文化独立的品格构成了21世纪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