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的名字，在中国现代化史册上，是不可或缺的；在中国电影史册上，更是举足轻重的。本文仅就他在中国电影领域取得的不同凡响的独特成果、他对于中国电影事业所作的不可替代的杰出奉献，进行论述与解析；并期望以夏衍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对中国电影在严峻的世界性挑战面前有所裨益与启示。 一 作为我国享有盛名的老一辈电影剧作家，夏衍从30年代初期开始，一生约有20余部电影作品问世。其间经历了旧中国、新中国两大历史阶段，历时30余年。至今，我们回过头，重新认真学习夏衍的电影剧作，仍然会惊喜地发现其中蕴蓄着丰沃深厚的、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化与艺术的宝藏。我们以为，至少可以在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进行纵向或横向的剖析与比较。 编剧是一门艺术，它有自己应当遵循的独特规律。而自1905年诞生的中国电影，其发展与世界电影同样，由献片到声片，起始是没有剧本可言的。夏衍创作于1932年的《狂流》，正是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面世的电影剧本，被当时的舆论称之为“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他根据茅盾著名短篇小说、创作于1933年的《春蚕》，则是中国新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的第一次尝试。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经过五十载春秋之后，在八十年代意大利都灵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这部影片得到了许多西方电影评论家的赞美。 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夏衍电影作品在内容方面的独特之处，其反映生活的真实特色。 打开夏衍的电影剧作，立即可以感受到浓郁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不论是他的处女作《狂流》，还是他的收山作《烈火中永生》；不论是直面社会的《上海二十四小时》，还是况味人生的《憩园》；等等。他的确时刻不忘时代，自然也就不忘政治。他曾毫不避讳地直陈过：“我对电影是外行，只因当时为了革命，为了搞左翼文化运动，为了要让一些新文艺工作者打进电影界去，运用电影来为斗争服务，才逼着我们去学习一些业务，去摸索和探求。我们不是‘为电影而电影’，我们搞电影有一个鲜明的目的性。”（注：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页。）但重要的一点更在于，在他时刻没有忘怀政治与时代的同时，又十分清醒而自觉地注意到，决不让这些内容与影片的情节、人物发生隔阂、游离，而使作品的艺术魅力受到损害。他总是运用自己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手法，通过来自生活的、本质意义上的真实，将二者有机地糅合起来，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独有的艺术风格，由此而构成了夏衍电影独到的艺术张力。其中的奥秘，可能就在于夏衍在创作生涯中反复强调、并严格遵循的原则：真实。 夏衍的第一部电影剧作《狂流》，以“九一八”事变后长江流域波及十六省的空前大水灾的真实事件为背景，艺术地再现了封建地主豪绅对贫苦农民的残酷压迫，及广大农民奋起反抗的情景。影片生动而切实地把当时的社会氛围跃然现于银幕之上，却没有一句说教的语言，一切都是真实的艺术再现。浓烈的抗争烽烟与浓郁的生活气息交相辉映，深化并丰富了作品的主题。作为30年代初期的中国默片，这部电影显示了很强的思想性，又展现了较高的艺术性。因此，影片放映后在浦江两岸引起了轰动，报纸上好评如潮，有的专门出版了《狂流》特辑，誉之为“中国电影有史以来的最光明的开展”。（注：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页。）姚苏凤发表于《晨报·每日电影》的专评《新的良好的收获》中，由《狂流》的出现概括出“中国的电影从业员已经相当的觉醒了，中国的电影事业也已经相当地抓住了时代的意义了。”他还特别指出“它的可贵的一点，就是编剧者能够把这一角落的描写来代表地说明了‘人祸’的主音，那一种勇敢的、反抗的精神，毕竟是有力地被启示着了。”因此，“显出它的前进的意识与圆熟的技巧，而使我们承认着这是中国影片的新的良好的收获”。他热情地呼吁“希望整个的中国电影事业随着这《狂流》冲向光明中去。”（注：载1933年7月6日上海《晨报·每日电影》。）我们以为，当年《狂流》之所以受到观众的喜爱、舆论的认同，正是在于它以新的思想、新的题材、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反映了时代的真实，表达了当时广大中国民众的心声，因而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使看腻了陈套滥调的电影观众感到豁然开朗，耳目一新；也使电影公司的老板尝到了左翼电影为观众欢迎因而有名利可图的甜头，进而为左翼电影运动迅速扩大阵地打开了局面。这里面，可以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当年左翼电影无权、无线，只有统治当局的政治高压与电影市场的激烈竞争，面对着残酷的“文化”、“武化”围剿，为何却能够独立潮头？其所以能占领相当广阔的电影市场而立于不败之地，是否就在于适应了广大观众的需要，给予他们以心灵的鼓舞与慰藉，从而领导了电影艺术的时代潮流？这也许正是它对于当今中国电影的现实意义。 此外如完成于1933年的《春蚕》，以一个小小的序曲、一组迅速变换的画面：从小学教科书中记载的我国盛产蚕丝的光荣历史，到黄浦江埠头堆积如山的外商人造丝；到停工的中国丝厂、失业的丝业工人；其中又穿插了人造丝输入及华丝输出的统计表。短短的几个镜头，极为简洁的笔墨，便勾勒出浓重而鲜明的时代背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压迫得中国民族工业濒临绝境，江南农村赖以存身立命的蚕茧业处于死亡的边缘。又如创作于同年的《上海二十四小时》，通过一个童工受伤致死的事件，集中于一昼夜之间，以两极对比的犀利笔锋，暴露出现实社会的贫富悬殊、死生异路。再如公映于1936年的《压岁钱》，通过一块压岁钱的流转，不仅生动地展现了五光十色的大都市生活，展示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地位，以及隐藏在一元钱后面的复杂社会关系；并进而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黑暗腐朽的本质与分崩离析的趋势。这一切也是真实的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