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电影家孙瑜诞辰100周年，去世10周年。现在来写这篇论述他的东西，不是“赶潮”，是确实对他和他的作品抱有崇高的敬意。寻绎这位电影大师的独特的创作与心路历程，视之为那一时代的见证，是有意义的。讨论中国电影以至中国现代文化艺术演进之事况，总归不应把他忘记。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百年话孙瑜，文天祥的诗句或许也能赋予我们以认识理解孙瑜与中国电影的新内容。 电影知识分子与诗人的“骄狂” 在一般人眼里，孙瑜的名字是与建国后文艺界的第一次泛政治批判——《武训传》批判联系在一起的。个人运会和时代运会、捧煞和骂煞、幸与不幸，似乎矛盾地统一着，而长期成为禁忌的符号。但作为《武训传》的编导，他并不认为这些足以使人的思想进步受到彻底摧毁。理谬事诬，且受权力意志支配影响，但真理事实终不可废。在孙瑜生命最后一程里，历史事象从记忆中重新泛起，他回顾自己几十年的艺术生涯，写出了《银海泛舟》一书。“一个从幼到老、终生泡在‘艺术海洋’里的‘劳动者’，经过多次狂飙的震撼，和风细雨的抚安，笑声和眼泪的迭换，他的心永远是向着海洋，梦着‘扬帆’掌舵，驶赴海洋的……”。（注：孙瑜《银海泛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78页。）由这一通达的看法，我们不难读出一个老人在生命中的那点认真，那点执著，那种不息地追求真理的愿望，不难感受到一种人格力量，一种渗透着价值生活的文化情怀，以及那弥漫于天地之间而又宁死不悔的浪漫的理想主义的一叶心史。 1900年3月21日孙瑜生于四川重庆。他从小受教授国文的父亲影响，喜欢文学艺术，尤其喜爱李白的诗。后来到天津南开中学和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上学，又迷上了外国文学。曾经将一些外文小说翻成中文。但据他自己说，真正使年轻的他动心并立为终生志向的是电影艺术。（注：参见《北京晚报》1982年9月21日孙瑜文。）1923年孙瑜赴美留学，曾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文学和戏剧，在纽约摄影学院学习电影摄影、洗印、剪辑和化装，在哥伦比亚大学研修“初级电影编剧”、“高级电影编剧”等课程，并钻研电影导演和分镜头技术。学习期间他考试成绩优良，并于1926年8月回国。 孙瑜在美国的时候，不仅没有自觉地把自己融入美国社会，也没有把自己归入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他身在异国他乡，心中牵系自己的国家，无论如何无法放弃对电影、对艺术的形而上的追求。他有自己的梦。他曾写信给当时在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作编导的戏剧家洪深，信中说： 弟此期在美国戏剧学校习化装表演外，尤喜哥伦比亚之影剧班，曾编为数剧，不过研究练习而已，返国后当敬求指正。至于舞台剧或影剧，并非我辈自负，中华将来命运，与之关系甚深。我辈在现时制剧，何不向救国方面做去。国耻之羞，穷饿之惨，气节沉沦之悲，何处不能痛写告众。即以军人而论（军人看戏不愿出钱，最好就欢迎他们免费来园），给他们点国耻戏和理想中之模范军人看看，看了之后，总可有点感效罢。弟盼望以后能求同志多人，组织一非商业性质之公司——自然以不折本而能继续前进为度——真替华夏作点有益之举。弟向喜乐观处世，忽发狂谈，人以为梦，惟梦者狂者不自知为梦为狂，其心则诚，虽力或不达，想我兄当不以其愚而吝教也。（注：《孙瑜给洪深的信》（1926年5月25日），原载明星公司特刊第14期《富人之女》号，1926年。引自《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6页。） 置身好莱坞，关注国内影坛动向，怀抱振兴中华的远大教育与人文理想，当商潮汹涌之际，期望组织“非商业性质之公司”，拍摄非商业影片，循着自己责任，完成中国电影的使命。这是孙瑜特有的“痴”性“狂”性。多少年来，他从未间断对他的理想的追求和对艺术价值文明价值的探寻，也因此，他才感到自身作为电影知识分子的存在，感到自身作为人的存在。过了将近六十年，孙瑜还在他的《银海泛舟》的最后这样写道：“今天我已老年垂暮，到了应该靠岸‘收帆’的时候了，但我的心仍‘扬帆’万里，在未来的明天航行。中国有一句古话：‘天有好生之德’。‘天’，指的就是人民。人莫不爱生恶死，企求子孙万代幸福和平。星球上的人类虽脱离了史前洪荒时代禽兽般本能地弱肉强食的‘野蛮世界’，但在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私残忍、唯我独尊、尔诈我虞的‘吃人’悲剧仍在不断重演。但我始终坚信，人类不会永远执迷不悟，永不觉醒。科学与民族将给人类带来幸福与安宁。我还相信，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已认识到人民的伟大力量，体会到一切国家和民族在争取自由、平等、民主的斗争中，会团结起来，为全人类的‘文明世界’作出不懈的努力。”（注：孙瑜《银海泛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80页。）从豪情万丈进入影坛，到驻足静观人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虽一生坎坷，但内心执著不变，作为“理想诗人”的本色不减，他的“自白”，作为用生命激情谱写的一组无伴奏的合唱，俯仰辉映，灼灼如春，纯如肺腑之音。 或许现实的秩序并不在“诗人孙瑜”的能力之内，但诗人有诗人的“骄狂”。“诗人孙瑜”的由来，起于1933年10月沈西苓的《评〈小玩意〉》一文。在该文的第一节“诗人孙瑜”中，沈西苓说他在孙瑜的影片中看到了“一个沉默深思的诗人”。随后柯灵在他发表的评论孙瑜的文章中表示：“我是孙瑜作品的爱好者，我同意沈西苓先生在《申报》‘电影专刊’送给他的桂冠：‘诗人孙瑜’。”而其实，当时的另外一位非常活跃的影评家尘无在该年3月2日发表的关于孙瑜影片《天明》的评论中，也曾指出孙“一贯”“诗人气息”“浓厚”。对此，当时孙瑜曾在《时报》上写过一篇文字，题作《我可以接受这一“诗人”桂冠吗？》，以此作答。他认为，假如这是一顶老是仰着头对着天空，闭起眼睛唱着“花呀”、“月呀”、“爱人呀”来欺骗自己、麻醉别人的所谓“爱美诗人”的桂冠，他是一定不敢领受的。但是，假若这一顶桂冠是预备赐给一个“理想诗人”的，诗人的眼睛是睁着的，朝前的；作品充满着朝气，不避艰苦，不怕谩骂，一心想把向上精神向底层平民百姓心里灌输；诚恳地、热烈地愿意牺牲一切而为多数人摇旗呐喊，大声疾呼去唤醒人们的血气、勇敢、团结、正义、理智、热情而起来为人类的光明美丽而向黑暗压迫作殊死战的话，他是极为盼望得着这一顶“诗人的桂冠”，愿意永远地爱护它。（注：沈西苓《评〈小玩意〉》，《申报》“本埠增刊·电影专刊”1933年10月10日；柯灵《孙瑜和他的〈小玩意〉》，《晨报》“每日电影”1933年10月15日；尘无、常人《评〈天明〉》，《晨报》“每日电影”1933年2月4日；孙瑜《银海泛舟》，第75页—第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