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普遍出现了滑坡现象。据悉，全国不少地区中职招生未能完成计划，有些地方职高第一志愿报考率只占招生计划的10%。北京市的情况也不乐观。虽然今年北京市“职普比例5:5，普通高中扩招一万人”的计划已经基本实现，但是今年北京市中职中考考生数首次低于招生数，某些城区中职招生只完成计划的70%。一所国家级重点职高因没能提前招生而成了“重灾区”，往年招生1000余人，今年只招了400余人。一所农村地区的市级重点职业高中，往年招生600多人，今年只招了280人；而该校往年报名人数达1000余人，今年报名人数只有几十人。更多的职高学校的校长对招生数避而不谈，似有难言之隐。 职业高中一段时间曾经火爆京城。那时职高录取分数线与普高不相上下；如今，职高学校的校长、主任却要亲自出马，联系生源，却依然问者寥寥。中等职业教育成了学生、家长，甚至企业单位用人的“最后选择”。 “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普高” 北京市某中学高一×班，已经开学几天了，尚有一名学生没有报到。该中学是一所普通高中，今年向社会扩招了高中学生，分数线随之也比往年降低了一些。即使如此，这个学生的成绩仍低于录取分数线。按学校的规定，他得缴一定数额的赞助。他的家长说了，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普高。于是，到开学这些天，家长还在忙着四处借钱筹款！ 宁愿借钱让孩子上普高，也不要上职高、中专、技校，这是许多家长的态度。“上了普高，就离大学近了一步。现在一家就这么一个孩儿，孩子的前途、生存、将来的生活保障都是操心的事儿，哪能不掂量掂量呢？就是死档了，花钱找学校也要上普高。”一个孩子的家长这样说。这样的看法在家长们当中颇具代表性。那么其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心态呢？ 一些教育界的专家指出，随着国家对素质教育的提倡，重能力而不惟学历，按照个人的实际进行培养，使每个人发挥他的最大潜力，应当是新世纪教育的一个根本理念，也就是所说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是，这一教育改革的方向却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障碍，这就是传统观念。社会上流行“蓝领”、“白领”的区别，对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技术工人没有给以应有的地位和尊崇，还没有形成对劳动技术提倡认真钻研学习的社会舆论，反映出来就是传统所说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所以才有了借钱上高中、“死档”生花钱上高中的事。 改变传统观念，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是，一些教育政策的决策部门，在制定政策当中，往往也不知不觉受到这种传统观念的制约和干扰，于是在各地中招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出台了一些莫名其妙、相互矛盾的举措。有人对中招政策中的失误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乱”。 中招政策中的“乱” 教育界专家指出，在各地中招过程中，首先是高校扩招对中等职业教育带来了冲击。高校扩招引发普高扩招，不仅抢走了中职招生的一大部分生源，而且在客观上造成对中等职业教育办学者信心上的打击。一方面国家将继续扩大高校招生规模，不能不连带引起“普高热”的效应。各级政府、教育部门都对普高扩招大开绿灯，职教的规模相应的必然缩小。中职的学历面对高学历劳动者比例的增加和竞争也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于是，鄙薄职业教育的观念则重新抬头，连一些教育工作者也认为职业教育是“二流教育”、“次等教育”，甚至有职业高中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下岗后备军”的说法。继而某些教育决策部门对中等职业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和主导地位失去了清晰的认识，重视程度越来越下降。在做好将高校、普高扩招对职教招生的冲击降低到最小的工作方面没有出台有力的措施，未能“未雨绸缪”。 又如，北京市今年推出了普高和职高招生5:5的比例，这是为了达到北京市普及高中教育，2005年进入普及高等教育阶段的目标。但是这一比例结构似乎并不完全符合各区县地域差异的实际。例如，教育程度高、知识分子荟萃的中关村“硅谷”地区，普高、职高的比例即便是8:2也是正常的，但对一些远郊区县的农村地区，这样的“一刀切”，对职教的发展并非十分有利。 再有，一些教育主管部门片面地理解第三次“全教会”关于积极发展高中阶段教育的方针，为大力发展“普高”。结果是盲目扩大普高教育规模，甚至不惜牺牲中等职业教育，在政策上实行“多一个职高不行，少一个普高不可”，使“普高热”愈演愈烈，失去控制，造成中等教育结构失调。事实上，积极发展高中阶段教育，是包括了中等职业教育在内的。 最后，在中招当中，有部分地区在报考前出台了收费标准，普高收费低，职高收费高；普高提前招生；初中毕业生必须首先报考普高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反映了一些地方中招政策的决策者，面对教育改革的复杂形势迷“乱”失序的心理状态。 社会舆论导向：一窝蜂奔向高学历 社会舆论大肆炒作高校、普高的扩招，社会上存在人才高消费的误导，是中等职业教育受冷落的又一大重要原因。在号称“硅谷”的中关村找工作，最低也要大专学历，职高生大概只能在个别小公司中一露头角。许多人持有一种错误的人才观——似乎人才只能是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而忽视了技术工人也是一种人才，社会各种能工巧匠也是人才，新型的现代农民也是人才。在这种社会舆论的氛围下，企业用工盲目追求高学历，而对于一般学历的普通劳动工人，却缺乏激励政策。在许多企事业单位中，普遍的作法是将待遇与学历挂钩，工资、福利都与高学历联系起来。在劳动用工制度上没有实行严格的“劳动准入”、“先培训，再就业”。在企业内部的福利方面，甚至普通劳动工人的基本福利待遇等无法兑现。这些显而易见的“不平等”，反过来又对鄙薄职业教育的社会舆论作实了论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