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放理论的意义与经济特区的试验 自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放也和改革一样已成为新的时期的标志。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着眼，总结了150年来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开放理论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闭关自守已不可能，自我孤立导致落后。它们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对外开放。然而，在中国这一特定的大国实行开放政策，具有独特的意义。它不仅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且对世界发展中国家也有启示作用。 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规模的主动的对外开放。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过开放的朝代，但是由于地理的阻隔和交通的落后，对外交流往往是局部而零星的。发育相当成熟的中华文化，在学习和接受外来文化时通常比较缓慢。近代以来，当西方列强挟雷霆万钧之势走向世界时，中国却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开始落后了。与西方不平等的关系一方面造成了崇洋媚外的风气，另一方面又带来了盲目排外的情绪。因此，邓小平在10年浩劫结束后提出开放理论，对于中国是石破天惊的创举。 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真正对世界开放的典范。当资本主义强国仍然主导着世界体系时，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如何对待它，邓小平总结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主张中国实行开放政策，进入世界体系。邓小平始终从社会主义前途的大局出发来看开放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拿中国来说，50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20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时期变成了经济大国。”倡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开放，邓小平应数当世第一人。 这是解决发展中国家与世界体系关系难题的巨大突破。究竟应当选择开放还是封闭，并非一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问题，而是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处理与现存世界体系中的深层次困惑。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两种对待世界体系的态度，产生了两种主要的现代化理论，即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理论。西方现代化理论认为，世界体系是任何一国发展的有利条件。现代化的先行者与后来者的经济联系往往有利于后者。这一理论认为，不发达的根源在于国家没有有力的政策促成健全的市场，国内市场没有整合到世界市场中去。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遵循这一理论行事，却并未达到预定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落后国家的学者们用不发达理论来解释。他们认为，自从西方列国殖民世界化统治以来，就造成了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发达国家是世界体系的中心，不发达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外围或边缘。外围的技术进步获得的利润，通过出口廉价商品源源流入中心。落后国家的出路是，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推行经济保守主义，甚至脱离现存世界体系。不少发展中国家采纳了这一政策，独立之后纷纷切断与宗主国的联系，有的与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挂钩，结果也不理想。发展中国家与世界体系的关系，可谓世界性难题。 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破解了这一难题。他既肯定了世界体系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机会，也看到了它造成的限制，但权衡利弊，应当去利用其机会而非逃避它，同时尽量缩小其危害而非忽视它。破解难题的关键之一是深刻揭示了国际条件的巨大变化。在1978年他就指出：“我们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有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新的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防止战争爆发的因素增长，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问题。邓小平敏锐地察觉了变化，将和平与发展定为中国争取的目标，实行开放政策才有了基本的可能性。其次，虽然冷战尚未结束，美苏仍在争霸，但是世界对中国的封锁已经打破了。邓小平将中美、中日建交从军事战略考虑推广到经济的开放，提高到向世界全面开放。最后，在批判了“四人帮”的极左思潮之后，中国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建立正常邦交，尤其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中国搭乘亚太地区高速增长快车扫清了障碍。 邓小平破解这一世界难题的关键之二是正确地选择开放的路径，以便兼收西方现代化理论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理论之长，又克服两者之短，真正收到实效。一方面，邓小平肯定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基本思想，指出只有在对外开放中，我国才能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加速自己现代化的步伐。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清醒地意识到，正如不发达理论深刻揭示的，当今的世界体系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它们占尽先机，订立了一套对自己有利的规范。即使表面看来公平合理的自由交易，发达国家也总是获得更大的比较利益。发达国家可能欺骗我们，也可能欺负我们落后，开放确实也有消极因素，也有危险。但是中国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政策，可以抵制和克服开放的弊端。而在学习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同时，我们也仍要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能受制于人。权衡利弊得失，利大于弊，还是要坚决开放。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两重性效应原理，又从当时的实际状况出发，作出了充满辩证思想的结论。 邓小平的开放理论高屋建瓴，开放战略气势磅礴，但是在实行时又深思熟虑，谨慎扎实。邓小平同志说，经济特区是一个试验。“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角度上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我们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正因为对外开放对中国非同小可，对社会主义国家意义重大，在发展中国家也属难题，所以才必须设计出正确的途径，找到突破口。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并非中国首创，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却史无前例。1980年，我国正式宣布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其中深圳为最早和最大的特区，其面积不仅超过其他3个特区面积的总和，而且在世界各国的经济特区中也首屈一指。特区很快吸引了外来的资金、技术，促进了中国管理水平的提高和人才的培育。特区及其周边地区在四五年内成为增长最快的地区。例如，深圳的生产总值从1980年2.7亿元增长到1985年的33亿元，同期其出口由1100万美元增长到5.63亿美元。1984年特区试验扩大到14个沿海主要城市。特区的主要政策在内地其他地方也采用了。1985年下半年，沿长江一些地区和新疆、内蒙古开始某些特区试点。1988年海南作为省一级的特区试验全面展开。改革开放始终在破除“左”右干扰中前进，特别当国内外狂风暴雨袭击时，开放政策便会首当其冲。80年代末，90年代初，内有政治风波，外有苏东剧变，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沉着应付，打破“制裁”，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成果。在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定，以上海作为王牌，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带动了全国新一轮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