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五年目标”能做到什么 中纪委提出的“反腐败五年目标”是明确的，但是，什么样的状况是“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怎样做才算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的明显成效”？它的具体内涵并不是很清楚的。我认为，如果通过五年的反腐败斗争能有效地控制以下五个方面现象，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反腐败五年目标”基本实现。 ——这几年来，无论是官方的或是民间的众多社会调查结果都表明，腐败问题是国民最主要的关注点，在对诸多的社会问题的排名中，它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为腐败问题而忧虑时，我们就不能说它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应该提出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有的领导对反腐败的“感觉”与百姓的“民意”总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因为他们很少能切身地感觉到百姓感觉到的那种“身边的腐败”、“隐性腐败”。 ——199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了17名省部级干部，对腐败了的高层干部作了这样的“手术”，在我国反腐败史上是少有的。但是，笔者认为，这仅仅是开始，离彻底清查还差得很远。 ——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是当今反腐败斗争中一个客观存在而又难以查处的严重问题。国有资产一是向私人流失，一是向境外、国外流失。有人估计：国有资产流失已达5000亿元，有人估计现在每天流失1 亿元，全年500亿元，也有人说是全年流失1000亿元。其中， 资本外逃对社会发展的危害更严重，更巨大。资料表明，“中国自1985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达到52.3%，超过了80年代世界上15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而且在进入90年代以后接近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沃尔先生在一份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1989年至1995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约有500 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的。” 迄今为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但是，鉴于查处这种腐败形式的难度很大，还不能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司法腐败指的是存在于我国司法机关的各个领域，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等部门的腐败现象。最近几年来，司法腐败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严重关注。若得不到根治，“有效的遏制”则是一句空话。 ——大案、要案是衡量一个社会腐败是否泛滥的重要指标。解放初期，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大案”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其个人挥霍和浪费的金额不过是3.7亿元（旧币，相当于现在人民币3.7万元）。而现在的腐败分子则是几百万、几千万地贪。大案、要案的居高不下说明了社会“漏洞”太多，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说明了一些身居要位的有权人无视党纪国法，胆大妄为，权钱交易盛行；说明法律失去了它应有的尊严，威慑力下降。因此，若是在五年中大案、要案的发案数得不到足够的下降，那么也就很难说腐败的发展势头得到了遏制。 制约“反腐败五年目标”实现的障碍在哪里 ——反腐败运作中“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决定了当今这场斗争难以达到法治水平。烙上了计划经济痕迹的反腐败运作模式的主要局限性是：它使当今的“反腐败斗争仍在‘运动式’水平上，尚未进级到‘法律制度式’水平上”。这种运作模式的必然结果是：使反腐败斗争烙上了人治色彩，任何一级的“主要地方父母官”都可以以他的“长官意志”去影响他权力范围内的反腐败进程。为什么有很多大案、要案，本是地方上能办的事到最后非得要中央领导发话或亲自干预才能得到圆满解决？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整个反腐败斗争的“法制化水平”还不是很高，致使许多制度上已经建立了的监督机制失效。 ——“官场”风气不好，难以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许多干部的心态是：不敢监督，不好监督，不能监督，不想监督。 ——“刑不上大夫”的“官官相护”现象，是新生腐败的温床。当今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在一些地区和地方“刑不上大夫”还比较严重，因而使腐败的“出生率”超过了“死亡率”。有资料表明，“目前查处的各类腐败分子，真正判了实体刑的不足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以上的腐败分子都保住了工作，保住了饭碗。” ——社会风气的下降、国民心态的变异、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助长了腐败的发展。社会风气、国民心态、社会道德的发展状况，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状况的综合反映，而且，它反过来对社会的发展又起着巨大的反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腐败的蔓延、泛滥也是社会风气下降、国民心态变异、社会道德滑坡的结果。 由于社会风气不好，使社会价值取向混乱，大大削弱了社会的规范功能，使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表现出大量的失衡、失当和失控现象。 由于国民心态的变异，一些人不仅变得冷漠，而且还“逆向发展”：譬如你搞大腐败，我就来小腐败；你搞黑色腐败，我就来灰色腐败；你说腐败亡党亡国，我说亡党亡国关我屁事。结果呢，大家都尽可能去进行那种不那么合法、不那么光彩的“利益补偿”，都想从别人的口袋里，从公家的口袋里多掏一点原本不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因而使如今的腐败问题居然带有“全民性的痕迹”了，这就好像雪上加霜，当今反腐败为何变得如此艰难，恐怕是与人们这种心态上的“微妙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社会道德的滑坡，不仅人们的责任、义务意识淡薄，而且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阶段的那种“堕落现象”：“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以及诸如“偷窃、暴力、欺诈、背信等卑鄙的手段”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