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监督 开展反腐败斗争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监督制约措施，虽然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总的来讲，这些措施的局限性都很大，效果不理想。 ——靠自我监督来防止腐败。这是我们党最看重的监督方式之一，也是反腐败斗争的主要措施之一。可以说，我们的党对自己的儿女，特别是对那些掌握了权力的儿女的关爱和信任，是任何党派都无法比拟的。除了年年、月月、天天教育，告诫他们遵纪守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外，对他们的行为也是信任有加。允许他们犯错误，更允许和欢迎他们改正错误。出了问题，只要能主动讲清楚，一切都好说。这一切，对那些肯自律的人固然有效，可是，那些利令智昏、丧心病狂、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腐败分子，哪一个能自我监督，能主动交待自己的问题和罪行？如果将党和社会健康的希望尽托于个人自律，是行不通的。 ——靠党内监督来制止腐败。党内监督有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的监督、同级党委成员之间的监督、纪检机关的监督、党员的监督等等。这些纵横交错的监督，不可谓不严密，不可谓不周全，一般情况下也是有效的。不过，在权力高度集中、党内缺乏民主机制的情况下，这种监督也无法到位。 ——靠群众监督来揭发腐败。诚然，这些年来所查处的案件，其线索主要是来自群众的举报、控告和上访。问题在于是否揭发在群众，而是否受理和处理却在组织。对此，群众一无监督权、二无知情权。群众揭发了能否得到受理，受理了能否得到处理，处理了能否合理合法，揭发了是否安全等等，仍然缺乏保证。 ——靠新闻舆论监督揭露腐败。这几年，新闻媒体监督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凡是被新闻媒体曝光的，大多得到了及时处理。正因如此，社会上才有了“不怕会上通报，只怕公开见报”的说法。但在现有新闻体制下，新闻媒体受制于行政权力，本级新闻媒体很难揭露本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腐败行为，各级新闻媒体很难揭露各级有腐败行为的领导人，下级新闻媒体更难得揭露上级的腐败行为。此外，新闻工作者的揭露监督权也缺乏保障，新闻媒体揭露的公正性也无人监督。 ——靠法律监督来惩治腐败。应当说法律监督是最有效、最有权威、也最严厉的监督。但在现实中，可能形成执法人员管法律、法律管领导干部、领导干部管执法人员的某种怪圈。在这种情况下，谁来保障司法独立的权力？谁能保证执法部门依法治腐的公正、公平？面对超越法权的政治权力的腐败，又有谁能保证法律的神圣性不会受到侵犯？ 监督的尴尬 与其说是尴尬的监督，还不如说是监督的尴尬。从实践来看，监督中出现的问题实质上是监督体制不适应新形势而造成的。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还不完善。因此，现行权力监督体制和制约机制的生成发育还不成熟，其内在结构，运行机制和功能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与缺陷。 首先，在体系的结构上缺乏有序性和统一性。目前，我国监督机构数量之多，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但由于缺乏有序性和统一性，没有构成一个严密的监督体系，无法形成“主辅匹配、环形封闭”的监督系统，各种类型的监督制约不能形成一定的关联结构，各自为政，甚至相互制肘、相互内耗，无法保证监督层次合理、运行得当，也无法保证监督制约有一个统一的目标、规范、行动以及明确的责任，以致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发挥应有的效能。如现行的监督机构中，既有党内的，也有行政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法律的；既有舆论的，也有社会的。但各种类型的机构执行的却是自己特定的职能，监督的是自己特定的对象，而各自监督的对象并不都集中于各监督体系之内，往往分布在各地区、各部门，这就使得缺乏有序组合和统一的监督机制，常常形成一种混乱局面，要么齐抓共管，要么各执一端，要么互相推诿，其结果不是乱监、滥监，就是空监、漏监，严重削弱了监督制约机制整体功能的发挥。 其次，在运行的机制上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自立性。有效的监督必须以监督客体受制于监督主体为前提。但我国的监督，特别是党政监督实行的“双轨制”，即监督机构既受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又受同级党委和行政机关领导。这种监督实质上是一种“同体监督”。在同体监督之内，决策、执行、监督三权混为一体，尤其是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客体。在现行的监督体制下，中央纪委、监察部受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而以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为主，其人、财、物等均由地方党委和政府管理。这样，形成被领导者监督领导者、“儿子监督老子”的尴尬局面，使监督常处于“两难”境地。当监督机关不能兼顾上级主管部门和同级党委、政府和指令、决策、要求时，监督机关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只听命于同级党委、政府，不仅难以监督同级，连下级也难以真正有效地进行监督。 再次，在整体上缺乏规范性和权威性。所谓腐败就是对权力的滥用。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而制约权力的权力，只有用法律法规来规范，才有保障。这些年来，党和国家在完善监督法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显得比较零碎，也不具体。不但仍有许多监督的法规尚未出台，而且已经出台的一些法规因不规范、不具体而难于操作。结果，在现实监督活动中不得不为一些问题而向上请示，最终以领导人的讲话、批示、答复为依据，使监督行为缺乏明晰可靠的法律依据，夹杂着浓厚的人治色彩，导致监督机关拥有的权力与其所肩负的责任极不相称。例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实际上既无立案权，又无处分权。各级纪委立案要报告同级党委；对被查对象动大处分要经党委批准，动小处分也要报告党委。党委若不同意纪委的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权力机关的监督也是如此。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也是最高监督机关。对一切国家机关都有监督权。但是，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不够完善，比如一年一次的会议，根本不能经常性地充分地反映问题，职能发挥不充分，而且其监督往往对事不对人，体现在面上的象征意义多，有针对性、实质性的处理意见少，难以体现人大作为最高监督机关应有的监督权威和力度。而且人大代表本身“官僚化”趋势日益严重，其切身利益受制于党政领导，不可能行使监督权。至于其他监督则更是苍白无力。如政协、民主党派的监督，由于力量小，也是象征意义多，权威性小，产生不了多大监督效果。群众监督虽具广泛性，但监督不具强制性，党政机关可理可不理，有的地方还压制甚至打击报复敢于检举控告的群众。新闻舆论的监督虽是“无冕之王”，但缺乏法律保障，常常受权力控制，也很难发挥监督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