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到了必须走出去的时候了。如果“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如果我们得以在接受“全球化”不可逆这个趋势的时候不是简单地跟从，而是树立中国21世纪经济发展的“全球意识”，就能够在发展战略上形成新的思路和概念。 当西部开发终于成为被广泛关注的国家战略的时候，人们多数是把西部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对此，我提出的异议是：中国西部开发应该把西北与西南相区别，西北应该与中亚石油经济区域开发共同协调整合；西南则应该与中南亚和南亚经济开发相结合。 大西南在经济地理条件上看，其开发战略本来就应该与中南亚和南亚的资源整合经济开发相协调。中国西南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和劳动力都严重过剩，国家应该以出口信贷相配合，主动提出建设大西南与南下中南亚和南亚的通道问题，提出开辟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出海口的任务；进一步启动“亚非大陆桥”建设，以此重新协调全球化趋势下的“南南合作”。具体地说，该“区域”开发的战略设想如下： ——我国与东南亚地区许多大江大河及山脉同源，有着地理上的亲缘关系，“东南亚陆桥”实际上是泛指南亚和西南地区的自然通道，最早以始于公元122年以前的“西南丝绸之路”为代表。 西南地区的边贸物资若经澜沧江出口东南亚，比经华南转运要缩短运距3000多公里，改经“滇缅公路（昆明至仰光）”出口中东或欧洲，运距要缩短约5000公里。 这种“亚区域”发展机会的重大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把中国西南从“梯度理论”和“西部开发”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目前的设想，初期以澜沧江水电资源、国际航运和边界地区贸易的开发，带动西南各省丰富的矿产和生物资源的开发，促进边疆民族经济的振兴和外向型发展。中期以云南与东南亚的边贸和友好交往为基础，以重庆、四川、贵州和西藏为依托，通过向华南电网送电和进一步向东南亚国家送电，获取参与湄公河走廊开发的资金，组织我国西南过剩劳动力和工业生产能力承包开发工程。随着成昆线电气化，南昆线、内昆线与广大线兴建，将整个大西南的经济建设耦合起来。 ——进一步的设想，开凿中南亚“三江”连通运河，以此种经济开发合作为契机，在缅甸或南亚国家为我国建立印度洋出海口（例如中资开发区）；在泰、柬建立南太平洋出海口和对东盟各国的经济桥头堡，逐步与东南亚、中南亚和南亚建立起经济上互相依存、优势互补、共同繁荣的新的经济程序。 ——应该把国内西部开发资金切块，用于国际贷款配套，通过开发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改建扩建昆洛公路和滇缅公路，重新启动二次大战时期著名的连接南亚的“史迪威公路”修建工程，将我国西南部重点开发带与南亚人口稠密的低档次消费品需求旺盛的市场经济圈建设相联系，作为我国对外开放“南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的开发战略，恢复滇越铁路，重建早已勘测定线并仍保存部分路基的滇缅铁路等几条出口通道，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中印缅铁路计划和“亚非大陆桥”计划，以大规模基础建设拉动对西南重工业的需求，彻底改善中国工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市场条件，缓解国内就业压力；既连接中国南部以“粤港”为中心的经济高增长区，又连接西南以“成渝”为中心的重工业区，把南亚人口稠密的低层次消费品市场和中东、北非产油国高层次消费品市场作为制造业产品输出地，推动“泛亚”经济协作开发。 显然，打通湄公河走廊，介入中老泰缅“金四角”开发对中国既有再清楚不过的长期战略利益，又能够在短期内缓解国内工业企业需求不足的困难。但近几年中国人却显得踟蹰不前，问题出在以下几个方面： ——我国西南一向习惯于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来计算市场半径。并且，已经形成了资源流向的利益关系和相应的建设项目，其背后又有几成定论的“梯度理论”内在制约之下的计划投向作用。 ——西南两次国防工业建设投资形成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在80年代对外开放以来，越来越没有市场机会，已经表现为严重过剩；民品开发所带来的体制变化，可能没完全达到预期作用，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重工业的竞争力。应该注意到，相对这部分重工业的政策安排，在强调技术性的结构调整的思路之下，显得缺乏对国际格局变化的战略预期。 ——中央与地方关系，特别是与不发达地区的关系，在财政分级承包制度推行后矛盾重重，导致中央的有关部门为了部门利益假借中央名义占有地方资源开发收益；地方在没有资源开发权和资金短缺的困境中，一方面在争取外资上缺乏统一协调，另一方面在地方有权的有限资源开发上自行其是，例如现在提出的澜沧江水电梯级开发就是如此。 ——尽管我们有官方的计划和发展研究机构，但缺乏战略部门和有预见性的发展战略研究。对已经出现的国内资本过剩和必然相应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的内在要求，几乎完全没有政策储备。 有鉴于此，我国应从国家宏观决策层次出发，结合“八七攻坚计划”（按照现在的提法应该改为“西部开发”或者“十五”计划）及相应资金投向，通过“借外打内”、“反弹琵琶”，以向南开发湄公河走廊的水电资源、组织劳务输出和工程承包为契机，协调西南三省过剩工业生产能力、不发达地区的过剩劳动力，合力打入东南亚和南亚市场。 这实质上是要求改变传统的扶贫战略和资金分散投入的办法。在全国进入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现在的提法应该改为“顺应全球化趋势”），重新计算大西南面向东南亚的“亚区域”市场半径，并结合“湄公河走廊”有利的发展前景，对我国在流域综合开发中的作用和利益进行战略性研究，为今后进行多目标国际协调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