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框架，通过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及交易费用、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契约及权利结构等基本概念的运用，它可以有效地解释制度的起源、性质、边界、演进及其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等一些列问题。中国的学者在80年代后期引入这种理论，便迅速和自身的感性认识有机的结合起来，成为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理论源泉。从1990年开始，国内的学者们就改革过程本身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概念被明确提出（盛洪，1994，1996）。1994年以后，学者们又进一步跳出改革过程的狭隘视野，把目光投向企业、市场、国家及其它经济组织：不仅研究改革过程，而且还着重探讨制度的性质和起源等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不仅沿用过去的规范分析，而且更重视正式的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这些成果虽然谈不上在基本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但就解释中国近五十年的制度演变史来说，还是有自身特色的，称其为“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也不为过，从研究内容上看，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基本上包括对旧体制的起源及弊端、市场化过程及其经济绩效、过渡期的企业、市场和政府等组织的性质和作用等几个方面的研究，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也被讨论。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起源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涉及制度的起源、演进及其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研究，那么首先一个问题便是，制度是怎么来的？只有明白了一项制度的起源，才能够理智地判断这项制度有何优缺点，以及发生变迁的原因。一种看法是，建国之初，领导人富国强民的想法促使其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但这种战略的实施又不得不面对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基础的约束，于是新中国领导人被迫采取一系列经济政策来强制实施该战略，即通过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低投入品价格及低生活必须品价格等政策强行把其他行业的剩余集中到重工业，力求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这些经济政策的实施客观上抑制了市场的发育，因为要确保扭曲的经济政策的顺利实施，必须人为地排斥竞争，用各种管制、歧视和保护来替代市场机制的作用。充当扭曲政策的保障的高度集权体制一旦建立，便最终消灭了市场本身，从而完成了向计划经济体制的过渡（注：实际上，周其仁（1994）同样提到，国家工业化必然导致集权体制的产生，只不过他没有明确分析计划体制的起源。）（林毅夫等人，1994）。林毅夫等人随即把这种体制起源的战略观加以推广，进一步解释了前苏联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计划体制的形成，同时他们又用这种观点解释了国有企业的起源（林毅夫，1997，1998）。 然而，这种把制度的起源直接归结为战略追求的做法会陷入因果循环论证的尴尬境地，因为我们同样可以认为，“赶超战略”是试图建立集权体制的结果。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一项制度的供给本质上是一些与某种制度安排有关的制度知识的供给（周业安，1998），人们选择具体的制度安排形式就必须考虑两方面的约束，一是当事人所面临的制度知识的约束，另一个是当事人所处的选择环境的约束。建国之初，在体制的选择上中国领导人面临的制度知识供给的约束在于，他们耳濡目染的体制比较优势以及长期的意识形态熏陶基本上来自对旧中国蒋介石集团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的后果和前苏联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在这种制度知识的约束下，中国领导人的制度创新活动主要体现在对前苏联体制的模仿上，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赶超战略”。这种理论推理同样可以得到严格证明及经验检验。我们这里并不详细阐述该观点，而是认为林毅夫等人的理论假说中“赶超战略”本身还是一个有待解释的变量，或者说是计划体制形成过程中的内生变量。 对环境约束的强调也是重要的。林等人仅仅提出了一个主要的环境变量，即旧中国属于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对这个变量我们赞同，但认为不足以解释中国领导人对集权体制的选择。朱恒源和倪凡（1998）发展的一个新古典模型证明，资源约束只构成集权体制选择的必要条件，而当时新中国面临的战争压力才是充分条件。另外，中国领导人的主观取向也可能对制度选择产生影响，朱等人的模型推断，“道德人”假设构成了体制选择的另一个充分条件。他们认为，集体安全的需要促使每个人优先努力保证团体的安全，为共同的利益而无私奉献，结果，建立在“道德人”假设基础上的社会无需货币交易，也无需内部监督，从而使计划体制的实施成为可能。 在研究中国的制度变迁时，人们很容易把其归结到政府或领导集团的强制性供给上，这一点在分析计划体制的起源时尤为明显。然而，假设一个制度是由某一方供给的，如果不经过与该制度有关联利益的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一致同意，这个制度就得不到实际贯彻；如果某个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强权迫使社会多数成员接受，那么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如上所说的意识形态控制、社会成员普遍的制度知识匮乏，以及被动和盲从的传统习惯等。但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有没有得到社会成员的自愿支持？曹正汉（1998）的模型对此是肯定的，他认为公有制的重要特征是利益分配取决于个人的分配能力，当社会成员预期到这种产权规则时，那些在旧体制下缺乏经营能力的人就会积极拥护新体制，因为旧体制下个人财富的取得是靠经营能力，缺乏这种能力的人就没有机会获利，而正是这些人可以在新体制下通过分配能力的取得来获利。曹认为这可以解释50年代农村干部和普通农民积极推动合作化的现象。曹也承认，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对私人经济的干预强化了上述预期。曹的理论似乎符合正统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即个人对新体制下相对价格或相对价值改变的预期诱发了制度创新。但曹把相对价格的变化建立在分配能力的追求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农民对新体制的热情是对拥有土地的预期，而只有获得了土地所有权才可以证明自己的实际经营能力，即旧体制抑制了农民的经营能力。后来承包制的推行再次说明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渴求。不过，曹的理论告诉我们，个人谋求相对地位的变化对制度创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诺思、布坎南等人一再强调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