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息报》日前载文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一份专项调研报告表明，自1996年以来农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逐年减少，到前年和去年已是负增长，拉了农民收入增长的后腿。无论是耕地资源的稀缺、农产品需求增长的有限，还是国内农产品价格明显高于国际市场的现实，都使得农业收入不可能有大的增加。那么，如何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呢？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杜鹰认为，未来一个时期农民收入的增长已经不能依靠农业收入的增长，同样也不能依靠农业工业化即乡镇企业的发展，唯有加速城市化的发展，否则，中国农民收入问题就难以解决。但恰恰在这些方面有很多的问题与麻烦。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年农民向农业外转移的情况很不理想，甚至是“逆向运动”，我国的“城乡二元化”趋势仍然严重，并在某些地区和范围有加大趋势，城乡间生产率的差距则比10年前明显扩大。中国现有的城乡分割的户口体制也对城市化发展有明显阻碍。再加上其他各类原因，致使我国在农村城市化发展上明显滞后，目前实际城市化水平仅为20%多，与世界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也滞后20—30个百分点，使得大量人口滞留在农村，人地关系持续紧张，城乡二元结构难以调整，农村消费启动艰难，公用设施难以发展，导致大量资源浪费等。因此大家都认为，农民收入问题，实质上是农村综合发展和农民身份变迁问题。麻烦出在农村，根子可能在城里。 【主持者言】情况已经很清楚，道理也已经很清楚：不提高农民的收入，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没有后劲；而要真正使农民的收入水平跟上去，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加速城市化进程（我们总不能还象过去那样把农民收入的提高主要寄托在“亩产”的提高上吧）。而所谓的城市化，并非是说政府要按计划去新建多少多少城市来安置农民，只能主要依靠市场化的自然进程，说白了就是要敞开城市大门让农民自由迁徙。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也只能是在“开放”的前提下因势利导地做好城市建设方面的规划和服务工作以适应农民的进城。在这个问题上，“球”在政府的脚下而不在农民的脚下。政府的政策不放开，农民的进城就会受阻，他们的收入也就难以提高，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就缺乏后劲。这是一整条“多米诺骨牌”，而第一块“牌”就是要准许农民自由进城，只有这块“牌”推倒了，后面的“牌”才会跟着倒下，否则就无“戏”可看。毫无疑问，对于农民的自由进城，城市管理当局出于其“经济人本性”，肯定是会在实际行动上充当“反对派”的，所以，只有中央政府才握有“芝麻开门”的“密咒”，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权力、有能力采用强制手段来打开农民们走向城市的通道——如上所言，这也是中国社会经济走向持续发展的通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拖延让农民自由进城的决策，也就等于拖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