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过去相比，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变革时代。企业面对的体制环境、竞争形势、经济全球化、科技进步等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跨进。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今世界唯一不变的准则就是变革。大型工业企业是战略性经营单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认真分析这些变化、仔细品味这些变化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从中发现机遇，利用机遇，采取积极对策，是力挽狂澜、竞争取胜的重要条件。 一、大型企业面对的环境 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对企业影响最大的变化有三：第一，国家宏观管理由计划体制逐步转向市场体制，目标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基础性作用。为此，财政体制、税收体制、价格体制、金融体制、外汇体制、外贸体制等相继转轨。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二，长期的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卖主与买主在市场中的主被动地位发生变化。由生产能力决定企业兴衰转向由企业的定单、市场占有率和企业的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决定企业的兴衰生死。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企业间的竞争真正开始了，优者胜劣者汰已成为严酷的现实；第三，中国市场对外开放格局进一步形成，中国正逐步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1995年、1997年两次关税大幅下调，已使我国进口产品关税算术平均值由35.9%下降到了17%，但还没有到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为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进一步改善了条件，但也将我国关税和非关税进一步减让的时间表锁定。由此而带来的结果是，中国企业必须走向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即便在国内市场，中国企业也将面对世界最强对手的竞争。 与此同时，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冲破市场壁垒的先锋，有迅猛发展的信息通讯为主导的科技进步推波助澜，经济全球化的形势迅速发展。世界各大公司为适应和利用这一形势，纷纷调整战略，采取措施，争夺竞争的主动权，争夺竞争的制高点。世界级大企业迅速大规模跨国重组，巨型跨国公司以全球为版图，利用各地比较优势，进行全球性产业重新布局、全球性生产和研发的分工、调整。这一势头来势迅猛，其范围席卷全世界。 对于长期局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封闭于国内市场的中国企业，在体制转轨尚未到位、市场机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就要面对国内国际环境如此迅速的巨变，确实是极大的挑战，但真正的企业家在身处危境时更能发现机遇、捕捉机遇。 二、大型企业的特殊作用 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大型企业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大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在那些规模经济特别明显的领域，如电力、石油、石化、电讯、铁路、钢铁、航空、海运等行业，必须通过市场聚集有效资产，形成若干大型企业，实现规模生产、规模经营，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质优价廉的基础产品，支撑国民经济迅速健康发展。 大型企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结构调整和升级是推进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结构调整主要通过企业结构优化而实现。大型企业通过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体制创新和资产的兼并、扩张或转让、分立，一方面形成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转移低效或无效资产，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带动为数众多的相关企业甚至相关产业的升级、调整，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增加动力。 大型企业是技术创新和实现集约化经营的领头羊。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型企业的技术实力代表着国家的综合实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是我国工业化正经历的过程。目前，我们正面临必须改变靠不遗余力地大规模投入资金、资源和劳动力，不惜牺牲环境而换取有限经济增长的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大型企业占用了全国较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它们对社会稀缺资源运用的水平和运作的效率，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国家的经济运行质量；大型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和增长方式转变才能改变国家的经济运行质量。那些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型新一代产业的形成，往往要求较高的经济规模和技术素质。没有大规模的技术投入不可能形成自主开发能力并保持产品、技术上的竞争力，没有大规模的生产和营销不能降低成本。因此，向集约化经营转变的关键是大型企业的转变。 大型企业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代表队。中国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不断提高国家的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的技术实力体现于企业的水平，没有一批达到国际水平的大型企业，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国家间经济实力的较量，实际体现为企业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的较量。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就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和支持大型企业的改革与发展，目的在于通过提高大型企业的素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通过调整大型企业的结构改善全社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尽管广大中小企业具有广阔的前景和可释放的能量，但大型企业在重要行业、关键领域仍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支撑作用。 三、大型企业的竞争力 企业大并不等于企业强，与把企业做大相比，我们更应注意的是把企业做强。对于中国国有企业而言，通过行政办法，用“拉郎配”等各种方式把企业做大易如反掌，而把企业做强却远非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