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和时间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变迁作用客体利益与作为制度变迁主体的核心领导者的私人利益之间的磨合程度，并往往受后者影响尤甚。因此，本文将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看成政治企业家——核心领导者效用的函数：政治企业家在成本—收益约束机制下的追逐私人收益最大化行为演绎出了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动态故事。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中核心领导者的理性政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试图对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揭示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基本机制，并为进一步的经验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一、政治企业家的范畴解说与行为特征假定 政治企业家范畴的出现是经济学对政治学领域进行渗透的副产品（林毅夫，1989）。经济学家（拉坦和速水，1984；丹尼乐·W布罗姆利，1986）虽然不时提及这一概念，但并未给予详细定义。我们可以暂将之定义为“在政治市场上提供公正、秩序等制度产品，并以此换取民众的货币支付（具体表现为税收）的政治家”。在这里，我们摒弃了庇古关于政治家个人行为的双重假定，而采用更有解释力的布坎南关于政治家个人行为特征的一致性假定。同新古典企业家一样，政治企业家在成本—收益机制约束下将稀缺性资源配置于产生最大效用的用途，这意味着，如果进行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的增长对政治企业家来说，超过了进行制度创新中动用的必需的资源的边际成本，那么，制度创新就会有供给。不过相对新古典企业家而言，政治企业家的成本—收益函数有其自身特征： ①政治企业家的效用是货币收益与非货币收益的函数。在追求财富极大的同时，包括边沁所说十五种简单快乐中的权力和良好的声誉在内的非货币收益也进入到政治企业家的效用函数之内。在货币收益与非货币收益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其相对价格时，政治企业家实现了交换效率。 ②政治企业家在提供制度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当他的每一个生产性投入品即他所动用的资源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等于边际要素成本相对比率时，他就实现了生产效率，这意味着政治企业家将制度创新推进到某一制度的私人边际收益和私人边际成本相等的这一点。 ③政治企业家个人的效用函数和社会效用函数并不完全重叠时，政治企业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论他是生活在完全竞争的契约型国家里，还是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世界）将私人成本施加于社会其他人主要是民众之上，而同时将制度产品的外部收益内在化。这意味着政治企业家在实现自身生产效率和交换效率时，却未必带来社会效率。于是，在制度产品市场上，庇古离差的出现成为一种常态。尽管如此，由于制度创新存在着搭便车问题，而政治企业家在一定程度能克服这一问题，而部分地抵消了他在制度供给中的消极作用。林毅夫先生（1989 ）引用 Son ，Mancur.jr观点分析政治企业家在制度供给中克服搭便车问题中的作用：政治企业家是这样一种人：“他受到普遍的信任、敬畏或者他能猜出谁在讨价还价中弄虚作假，或者他能够用简单的办法节省讨价还价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制定出一种制度安排，它对所有有关者来说比任何没有政治企业家领导和组织时可能出现的结果更好。” 二、中国政治企业家的行为特征假说及政治市场特点 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企业家面临的相对充分竞争的政治市场相比，中国的政治企业家面临的是一个不完备的集权的垄断性的政治市场。因此，当中国政治企业家在主导制度变迁时，他的收益成本函数显示出独有的一些特征。 ①不完备的政治市场维度。在经济学家眼里“政治是一种复杂的交换”（K.维克塞尔，1946），在政治交换市场中，政治企业家根据各利益集团的权力结构及力量对比，在自身效用极大化约束下，提供制度产品。不论政治市场的市场结构为何，政治企业家对制度变迁的影响都十分要紧的。戴维·菲尼曾提醒我们：“对于统治精英的政治经济成本和收益分析，是对变化的性质和范围作出解释的关键”（戴维·菲尼， 1992）拉坦在分析制度创新时也说：“……由此可见，制度创新的供给主要取决于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结构和力量对比”（费农.W.拉坦，1984）。国内一些经济学家也将上层决策者的净利益看成是一国制度供给函数的自变量之一，认为制度变迁的层次受制于受影响团体的市场力和非市场力（卢现祥，1996，胡汝银，1992）。 中国政治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它的集权性和垄断性。在这样一个不完备的政治市场维度的国家中的制度变迁受到政治企业家的影响非常巨大，并且对同一创新制度，政治企业家会对不同制度需求者进行岐视定价，也正基于此，我们将中国的制度变迁模型理解为政治企业家主导型。 ②同生活于近似的新古典环境的政治企业家一样，中国政治企业家的理性政治活动也符合布坎南的一致性行为特征假说，进入政治企业家效用函数的变量包括货币收益和以权力、政治支持、社会声誉、历史定位、国家形象为主要内容的非货币收益。在既定的预算约束线下，政治企业家将使其最高的等产量与预算线相切，并在切点外提供创新制度。 ③政治企业家制度创新面临两种成本：摩擦成本和实施成本。政治企业家的制度创新改变了不同利益主体的机会集合，预期收益受损、机会集合变窄时利益集团会对制度创新表示不满。这种不满通常表现为发牢骚、抱怨、消极、怠工甚至是动乱、战争。这种成本为制度变迁的政治成本或摩擦成本。制度创新发生后，“信息不完全”、“知识不完全”和“制度预期不稳定”将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这种损失是完成旧体制下各种经济组织的结构、功能以及规范组织之间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规则、习惯等向新制度过渡所需的设计、创新、磨合过程所造成的，它就是实施创新制度的交易成本即实施成本（樊纲，1993）。象新古典经济人一样，在预期收益既定的情况下，政治企业家使其等产量线与最低的预算约束线相切，并在切点处提供创新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