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央将中西部大开发重新提上经济发展的历史日程，源于许多方面的考虑，包括区域发展战略调整，改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对新的领导者、策划者不可能放任地区差距的无限期拉大，实现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振兴以便缩小这种差距所具备的现实意义将是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如何正确认识这种差距，找出这种差距形成的深层原因，特别是在环境迥然逆转的情况下如何探寻更加有效的解决途径，本文将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在拉大 其实这个问题已不是什么新生现象，前些年理论界也曾进行过广泛的探讨，能够左右决策层的一些经济学者的研究报告曾引起了中央政府对于两区域政策的轻度摇摆。两区域经济的组织者们更不遗余力的通过种种忽明忽暗的手段试图使优惠政策的天平更倾向自己，同时各自也立足区位实际做了周密规划和精心安排，以重塑自身形象，但是在世纪之交各自发展的成绩单上东部地区仍然优于中西部地区。《地方经济差距明显》（《中国经济时报》1999.8.19李慧莲）一文中， 就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1999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最慢的地区仍集结于中西部地区，而最快的地区仍居于东部，该文进一步列举数字表明，低于1999年上半年GDP增长7.6%水平的一些省份中，西部占6个，中部占了2个，而东部只有1个，同时GDP增长大于9 %的全部在东部，其中5个省区经济增长达到了难得两位数。 增长最快的北京市（11.9%）与增长最慢的云南、内蒙古（6.1%）相差近一倍。 这里其实还没有考虑“环比增长基数”的问题。如果这些数量指标还略显单薄外，那么，从两区域质量发展态势上看仍然是“东边日出西边雨”。主要表现在：1、东部地区已基本抑制了经济效益下滑的趋势， 整体经济效益开始缓慢回转，而中西部地区尚无此迹象。（这与所有制结构对经济的“贡献”相关表现在效益方面民营高于集体，集体高于国有，而东部地区民营经济比重相对较高，有的已达70－80%，中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相对较高）。2、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 产品及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已初见成效，培养出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是高风险、高收益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始助推当地经济增长且充满活力，而绝大部分中西部地区这种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尚未全面启动。（这与该区域IT业，时尚经济、环保经济、假日经济等所谓的“新经济”蓬勃涌现相关，预示着发展“新经济”东部又领先一部。）3、 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仍依赖于投资，主要是政府投资的拉动，表明该区域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单一，新的增长点不多，仍有粗放经营的特征。而东部地区对于投资拉动经济依赖已大为减弱，而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撑点对经济推动作用增强，开始步入集约经营之路。（这与东部地区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相关，表现在基础设施的“瓶颈”作用减弱，民间投资的作用正在增强，积极财政政策下的政府投资，如基础设施、技改等已倾向于中西部地区。）4、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依然明显， 在吸引生产因素方面仍有足够的吸引力，世界上大部分跨国公司来华仍首选这一区域，而中西部地区尽管在软、硬件上都作出相当程度的努力，但收效不尽如意，除了上述四个差异外，有两个更为重要差异将对这种差距的解决起决定性的作用，其一是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相对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是开放以后造就差距最根本的原因。它的最大优势莫过于利益主体的经济活动适应市场化的游戏规则，这种顺应了中国改革大势的优势，使主体行为模式来自市场强大的牵引，使得计划体制的固疾得以较早暴露。诸如：所有制结构、产权关系、市场条件下政府职能、国有企业的战略布局、“三农问题”、民营经济的地位等，这些问题早于其他区域浮出水面，一方面为这一区域赢得宝贵的发展时间积累成功经验从而获取巨大的改革收益，当然也承担了改革成本与风险；另一方面即便是一些被创新出的制度经验、模式在被中西部模仿、移植时不得不面临因地域差异、基础条件及国内、国际环境的迥然逆转而面临制度失败、经验失败及套用模式失败的风险。 其二是与区域内市场发育程度高度相关创新体系在东部地区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并呈现出质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企业为主体把创新知识变为创新产品、工艺和服务，大大缩短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链条，这无疑会极大提高企业市场上竞争力；风险投资机制成功引入，意味着该地方高新技术企业（将获得强有力的资金支撑），进一步培育了当地的资本市场，打通了同国际资本市场的联系，分散了风险；知识分子的智力成果参与分配的制度进一步得到强化肯定，比如：知识入股、给予经营者期权等。这种激励机制的建立，无疑更会加大知识分子的创新热情，使创新获取持久的“动力”，而中西部地区受市场发育程度低，与市场相伴而生的竞争机制、利益机制、风险意识发育迟缓，创新乏力，体系尚待发育。 二、差距是如何拉大的 1、形成差距的原因之一是“区位商”的差异， 即在区域上存在着由于自然、地理、历史、人文、社会等因素造成一种“弱势与被动”。诸如：观念陈旧、交通闭塞、环境恶劣等。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无需过深探讨。 2、形成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二在于制度创新。 肇始于中央政府借签并移植了世界上一些较为成功的制度，使得这种制度创新在一开始就带有一定行政色彩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这些被创新的制度使得东部地区最早导入了一些诸如市场组织的制度逻辑及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大大催进了市场的发育。随着市场逻辑的进一步贯彻，各种利益主体日趋活跃，受追求自身利益的原始驱动，这些利益主体便取代政府成为新的创新主体，开始了一系列的成功的制度创新，这种创新又具有诱致性，使得东部地区的环境相对更加完备，同时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又倒逼这些地区的改革，主体行为必须“顺市场而动”。所以在今天看来，这种“市场发育度”与“差距度”已是绝对意义上的正相关。 之所以得出这样结论，可以从我国经济生活的初中找出大量例证。改革开放后，我国借鉴国际经验在东部沿海地区设立了经济特区，开发区（这本身可看成是一种制度创新），在开发区内实行有别于内地的特殊政策及管理模式，吸引外资，进行高新技术开发，出口贸易，同时按照市场经济法则和国际惯例进行生产经营、管理、投资等，这些新举措为开发区所在的地区（主要东南沿海地区）注入了强大的发展活力和推动力，随着机制的进一步发育，利益主体的创新活动日趋活跃，一些反映现代生产方式制度被创新出来。例如，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及模式等等，细化开来像第一家正式发行股票的企业，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份股改文件，较早进行产权改革，较早进行国有企业结合、农业种植结构调整，较早发展混和所有制经济等等，举不胜举。这些制度创新的初步成功。在经济发展的层面上，已明示出中西部、东部地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的转速肯定有快慢之分，锈迹斑斑（计划、行政色彩浓重）和加了“润滑油”（相对完备的市场机制）的轮子转速怎能相同？东部地区利用制度创新的活力并将之内化于经济发展之中形成“独立个性”。即：即使中央不给优惠政策它也会自我滚动发展，同时这种制度创新在于使东部地区始终走在市场改革的前列，从而使其处于经济发展排头兵的位置，造成了发展“速度差”之外的“时间差”。大量事实表明，中西部地区所做的事情，所面临的难题，在东部东区至少5年甚至10年前就已遭遇， 在中西部地区为国有企业改革、结构调整颇费心时，浙江台州市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为“记忆中的往事了”；在农业问题上，中西部开始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时，东部大部分地区的调整已基本完成，产业化经营已初具规模；在多种经济成分发展方面，中西部地区更为滞后，来自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发展报告对私营经济区域分布分析上得出结论表明，东部地区由于发展较早，数量较多，规模较大， 成为经济支柱已成定论。 如1997年私营企业分布最多的省分别是广东（12万户），浙江（9.2万户），山东（7.7万户），江苏（7万户），上海（6.9万户）。 这一区域分布特征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改革开放意识特别是制度创新方面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有关，这一结论和本文的分析是基本相吻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