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我国的城市发展仍然没有改变“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指导方针。改革以后由于1 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就业，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城市化的发展。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必要的。但到目前为止，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只有30%，远远低于其他同等人均收入水平国家42%～54%的城市化率（分别按汇率和购买力平价计算收入水平）。加速城市化发展的课题已经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 我国的城市规模结构也存在相当大的偏差。100 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只有34座，仅容纳了全国人口的6%（1996年）；50万～100万人之间的城市也仅容纳了2.5%的人口。在总共3.6亿城镇人口中，有1 亿人住居在平均规模仅有18万人的中小城市，有 1.5 亿人是居住在平均规模仅8000人的镇人口（1999）。 国际经验证明，城市，特别是规模较大的城市，会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从而带来更高的规模收益、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和更大的经济扩散效应。由于我国城市化发展严重不足，影响了经济增长质量和就业机会的创造。统计显示，我国100 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高达43%，而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只有23%。发展较大城市将意味着第三产业的重大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大量增加。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在我国还有极大的空间。特别在农村工业化趋势已经减弱的今天，通过城市化发展经济势在必行。 限制城市化是在积累矛盾 一般认为大城市有以下缺点：外部成本较高，如环境污染，交通阻塞，居住拥挤，地价昂贵，占用大量土地；大城市需要巨额基础设施投资，对政府财政是沉重负担；发展大城市会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形成贫民窟，带来高失业、高犯罪率等社会不稳定因素；相对于大城市而言，小城镇有廉价的土地，便于现有的乡镇企业逐渐集中，有利于农村工业布局的调整。因此需要限制大城市发展。 以上看法是不全面的。大城市确实外部成本较高，但规模合理的大城市有良好的聚集效应，由此带来的规模收益可以远远超出外部成本，经济效益远高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交通和污染问题的解决主要取决于城市的规划和管理。在一定意义上，城市地价昂贵正说明城市具有良好的聚集效应，能够对投资提供更高的回报，才导致了对市区土地的强烈需求。 大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远高于中小城市。按人均占有的建成区（指公用设施达到的建筑密集区域）面积计算，我国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人均占地是200万人以上大城市的两倍， 建制镇人均占地是后者的三倍以上。过度发展小城镇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土地资源非常稀缺的国家来说，代价是相当大的。 大城市建设需要巨额投资，但只要城市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将会得到充分的回报。问题在于要改变过去只管花钱不考虑回收的投资方式，设计合理的资金回流机制，并更多地吸引民间投资。 我国至今还有70%的人口是农村人口，由于过去的城乡隔离政策，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乡镇企业今后难以继续大量吸收农业劳动力，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限制城市化只是积累矛盾，不是解决矛盾。当然，城市化会在一定时期内，部分地把过去的隐性失业变成显性失业，把城乡收入差距变成城市内部不同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但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加速城市化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导致收入水平的更快提高，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社会稳定。 过去20年，乡镇企业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低技术的乡镇企业面临市场饱和，发展空间正在缩小，对劳动力的吸收也已明显减弱。目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结构调整的重大挑战，相当一部分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进行技术改造、规模重组和产业转移。小城镇不足以提供进行这一结构重组的条件，而大城市在提供企业进行调整所需要的技术、信息、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市场等条件方面则有明显优势。事实上，目前在乡村和小城镇的经营成功、处在规模扩张过程的企业，已经开始出现了自发向大中型城市转移的趋势。全国的和区域性的经济政策应当为这种优化资源配置的良性趋势提供必要的条件，消除障碍，加速转移进程。 最佳规模区间的城市 对全国600多座城市所作分析的结果，100万～400 万人的城市都可以称为最佳规模区间的城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这一规模的城市代替所有其他规模的城市，但无疑增加这一规模城市在全部城市中的比重，将大大提高经济效益，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在过去若干年中，这一最佳规模区间的城市， 恰恰是增长最慢的一组， 其中又以100万～200万人规模的城市增速最低。在1989—1996年间，全国城市数量增加了50%，城市人口增长了42%，而100万～200万人城市数量和人口仅分别增长了10%和16%。这说明目前的城市政策体系不利于最优规模城市的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化战略结合 考虑到城市发展的动态过程，留出未来发展的空间，政策考虑的重点应当是大幅度减少对城市发展的限制，重点促使一些有较好基础条件的中小城市发展成为100万～200万人的城市。对北京、上海等少数超大城市重点放在调整城市的产业结构和布局，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益。城市的功能和结构改善了，其规模效益可能进一步增加，而外部成本则可能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