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们同意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体,但中国正在向更侧重于市场的方向转变。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中国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萨缪尔森:我们先看看以下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你们听说过智利的“芝加哥小子”吗?他们是一批在芝加哥大学和智利受过训练的保守的智利经济学家。以阿伦德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在其当政期间做过许多事情,其中包括许多蠢事——头一两年看起来很不错,然后就开始变糟了。随后军方介入,皮诺切特将军成了独裁者,通常,如果一个独裁者上台,就会出现像阿根廷那样的裙带资本主义。统治者在瑞士银行存有巨款,像菲律宾的马科斯等人。由于历史的偶然,智利军方把一切大权都差不多移交给了一个“宗教”团体,我指的不是天主教团体,而是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小子们完全将他们所学的付诸实践,用经济学理论分析供求关系,分析私有产权,等等。这一招还挺灵,与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和巴西相比,智利的经济增长率在一段时间内很不错。 这样一来在我的教材的后面几版中,我不得不增加了一个新的类别:原来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后来我又加上了法西斯资本主义。政治上是专制制度,但经济上基本依靠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价格机制。这种制度也不是说完全不行,至少它能运作一段时间,但你不知道它能否持续下去。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种模式是苏联模式。中国曾经总是想学苏联。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岁数比你们大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来到麻省剑桥,来到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他们问的问题在我看来很可笑,他们总是问:“斯大林的制度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吗?它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当然,大部分美国人对卡尔·马克思并不知道多少。 事实是,斯大林之后的制度行不通——苏联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它在军事上能够做出很多绝妙的事,他们有世界上最好的物理学家,但与此同时,苏联的保健制度却不那么好,他们甚至不能完成医院体温计的生产指标。在苏联,事实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人的寿命在缩短,这在任何社会都很难出现。战后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是女人53岁,男人50岁;现在他们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了美国,女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了80岁。在古巴这样落后的经济中,如果你能用科学方法控制住传播疟疾的蚊子的肆虐,你就可以延长人们的寿命。再看看中国,二战之前的上海,如果某一年诞生了1000个婴儿,大概只有500个能活到年底, 这主要是由于排污系统的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疾病,现在中国的平均寿命大概在70岁以上——你们国家仍然是个穷国,但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平均寿命可以大大延长。我的意思是,在苏联连平均寿命都在下降,可见它的制度已经失灵到了什么程度。 当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他们开始变得挑剔起来,他们开始在乎鞋子的大小、衣服的颜色,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很难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要。苏联打仗打得很好,但经济上不行。如果你看看两次大战之间的捷克,它一战后从奥匈帝国中独立出来,经济上有所进步,从此之后便停滞不前。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即使在残酷的沙皇统治之下也取得了某些进步,然后,斯大林做了一些容易做的事情,诸如发展钢铁工业,修筑大坝等等,使经济得以发展。而捷克则完全是停滞不前。你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有些国家就像在相同条件下做对比试验,比如东德和西德,朝鲜和韩国。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看,计划制度并不是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性,但在现实中,有追寻利益的政客,有谋求私利的大众。做得最好的可能也只有瑞典模式,在实行平均主义的同时,取得了可观的经济进步。 但看起来中国的作法颇有不同:你们大踏步地走向了市场,尤其是中国从小规模工业和农业着手,而不是去搞1.5万人的大工厂。 从某种程度来讲,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我在麻省贝尔蒙特有个邻居——贝尔蒙特是剑桥郊外的第一个镇子——他开了个技术公司。我当时在遛狗,然后和他聊开了。 他说:“我在中国有一个工厂。” 我说:“你是说在香港?” 他说:“不,是在香港和上海之间的地区。” 我问:“工厂怎么样?” 他回答:“特别好,不交税,工资也很低。” 我说:“再告诉我一点详情吧。” 他说:“你得在香港找对人,然后他们会把你介绍给中国内地合适的人。然后你就干起来了。” 这是12年或15年之前的事了。 这种合资企业在培养劳动力方面很有好处,因为有朝一日你就会有能力自己单干了。但我觉得,你们在试图得到资本主义的高效率的同时,必须警惕许多资本主义的副产品。 在前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实行的是阿尔·卡彭——芝加哥黑帮式的资本主义——阿尔·卡彭是芝加哥的黑社会头目,有名的芝加哥歹徒!他最后被关了起来,他曾经持着机枪横行四周,杀人越货——现在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也就是圣彼得堡,都是这样,你必须得有保镖,这是一种罪恶的资本主义。 在中国,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罪恶的,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人们都很自私,在拼命为自己牟利。但是,赚取利润是资本主义运转的原动力,而且在竞争机制下,来自他人的竞争是一个人所能获取利润的惟一限制。微软的领导人比尔·盖茨是当今世界上最富的人,就像1910年时的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一样,而激烈的竞争会对一个企业的垄断程度有所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