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已经约定俗成地认为，中国经济较快增长是最近20年的事，但竖看50年，我们这种农民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国家“追随工业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前后搞了3次大规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哪次都有成绩也有代价，而本文则试图作一点点“代价分析”。 第一次开放：向初步工业化的惊险跳跃 小农经济条件下大上基本建设必然发生经济危机。1959-1961年以“三年自然灾害”为名的经济危机，而危机发生和大萧条阶段国家无力解决城市就业矛盾又只能向农村转嫁，于是有第一次2000万城里人上山下乡的运动。这些，就是搞“复制翻版”式工业化的代价。 新中国的第一次对外开放是50年代对苏联开放。1950年夏季爆发的朝鲜战争导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此后则周边战争不断。在地缘政治关系根本改变的国际环境压力下，新中国客观上失去了在苏美两大阵营之间谋取战略平衡的历史机会，放弃了既定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改变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于战争期间的1950-1952年开始大规模引进苏联的主要服务于国防的重型工业设备，以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方式，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初步工业化国家的惊险跨越，并且形成高度集权、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 重新认识当年国际经济格局的本质。美苏两大阵营必然利用战后完成的势力划分，分别控制各自的势力范围，通过对外援助生产设备抵顶投资，既转嫁、缓解了传统制造业的生产过剩危机，奠定了结构调整升级的财政基础；又客观上推动了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独立的大批发展中国家“复制翻版”其传统结构的工业化进程。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追求工业化的形式和过程相比，像中国这样，能够由“民族独立战争”打出来的强势政府主导，因此能够以民族独立必须的军事化为目标，完成经济增长要求的社会整合过程，并且得以克服任何反对，全部占有“资源资本化”进程中生成的财产和收益，确实能够比较短期地完成跨越工业化门槛的资本原始积累。尽管，这绝不意味着“潜在的”代价小。 基本国情矛盾所派生的基本体制矛盾。直接的最大社会代价，就是造成“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 那次国家工业化面临的前提性制约是：政府为了工业化必须、也只能从农业提取剩余形成资本原始积累，然而，在土改以后平均占用土地资源的小农经济条件下，高度分散、农户平均剩余太少的农村，不可能适应这种突变式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和政治交易成本随之抬高。 于是，国家在农村推进公社化，建立了历史上最完整的、能够下伸到传统村社并且控制农户的集权体制，随之形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城乡二元体制矛盾使得国家即使高度工业化，也无法带动农村的城市化。 因为，苏联和西方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是大批的农业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形成大都市，甚至造成劳动力短缺。而在东方国家中，只有早期完成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日本和纳入美国战略投资范围的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省），符合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的规律。而中国这样的战后才启动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一开始上的主要是为军事服务的重工业，这种重工业内在的“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机制，就造成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结果，形成了对立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 “全盘苏化”。新中国建立之初，一方面不能再次被外部势力从政治上、军事上控制，必须保持主权独立；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初步得到的民族独立，也在军队这个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连续两次全面“换装”的紧迫需求下，主动要求、全面接受了苏联援助的大工业产品和二手设备。只有完全依靠苏联提供的图纸、技术标准和管理方式，才能节省启动成本，降低中国进入工业化的门槛。与此同时，也必须由苏联科技和管理人员对我们的“进城农民工”和“进城农民干”，实行“手把手，传帮带”。于是，就在这样完全“复制翻版”的国家工业经济基础上，也必然“复制翻版”了苏联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和上层建筑。 中国开始“一五计划”、启动工业化的时候，苏联已经进行“六五计划”了，双方的差距是分别处在前、后工业化的两个历史阶段上。 自力更生与经济危机。苏联停止后续投资和技术援助，使得中国的国家工业化几乎立即受挫，不得不强调自力更生，“愤”发图强。其中就有奋发地搞核武器、石油基地和大型水利工程的伟大成绩。 但是，小农经济条件下大上基本建设必然发生经济危机。当时政府财政确实没有后续投资能力，“重偏斜”的城市工业自身既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也不可能通过工农两大部类产品交换完成起码的经济流程。这种客观事实，表现为1959-1961年以“三年自然灾害”为名的经济危机，而危机发生和大萧条阶段国家无力解决城市就业矛盾又只能向农村转嫁，于是有第一次2000万城里人上山下乡的运动。然后，随农民意见而来的，是以“三自一包”为名的经济体制调整和政治体制改革。 这些，就是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外资，搞“复制翻版”式的工业化的代价。 第二次开放：从日本和欧美引进外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