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多次指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加快开发西部地区要有新思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指出，要调整地区经济结构，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西部大开发直接关系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关系到东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面向21世纪的大战略、大政策，一定要贯彻好、实施好。 一、西部大开发是面向21世纪的一项大战略、大政策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发展，逐步缩小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各地区经济普遍繁荣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要求，亦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内在需要。 西部大开发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大局”的思想，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重要战略部署。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278页）对于什么时候、在什么基础上把支持与促进西部地区发展， 实施西部大开发提到日程上，邓小平同志也做了深入的思考，要求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并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上，第373、374页）。现在到了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我国东部地区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大大提高，实力大大增强，同时东西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依然存在，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所以，目前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不仅有了条件，而且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审时度势，把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对国家经济布局指向和区域经济政策作出调整，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西部大开发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确分析当前形势，总揽全局，作出的面向21世纪的重大决策。1.适应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是我们这两年来取得的一条极为宝贵的经验，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在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进行科学分析与判断的基础上，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所作出的适时调整与部署。在市场供求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要保证下个世纪的长远发展，必须实行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发展方针。全国人口中近1／4居住在西部地区，只有加快西部的发展，提高西部民众的收入水平，使庞大的潜在需求变成现实的市场需求，才能为经济增长开拓出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2.西部大开发是实现国家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强有力的保证。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全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只有东部地区的发展，而西部地区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况，将影响全国经济的发展，拖整个经济发展的后腿。3.西部大开发是我国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资源分布与要素秉赋各异，相互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北煤南运、西油南输、西电东送、西棉东调、南菜北运……，表明区际经济之间存在很高的关联度，加快西部地区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对基础原材料和动力的需要，使整个经济继续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4.西部大开发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西部地区居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江的上游，是国家生态屏障之所在。只有加快西部发展，使居于高山深谷者尽快从“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怪圈中走出，大江大河及其中、下游地区的安全，全国生态环境的改善才有保证。5.西部大开发是实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的重要保证。我国55个少数民族，大部分聚居于西部和陆地边境地区，加快西部经济发展，使愈来愈多的民族聚居地区和边境地区走上繁荣之路，是巩固、加强民族大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保持边境安宁与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 二、西部大开发要依靠两个手段、三股合力 两个手段是指市场机制和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尤其是区域政策。 要素价格的变化和地区要素价格差异，是推动产业空间结构转换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20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沿海大城市的土地、环保、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攀升，不少传统产业、产品的优势正在或已经丧失，西部地区应该利用要素价格相对低廉的有利条件，在这些产业和产品上形成优势，赢得市场，站稳脚跟。传统理论在讲到产业空间转移时，往往解释为发达地区及大城市的工厂和设备向欠发达地区搬迁。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多的是通过优胜劣汰，一地区某产业逐渐失去优势和衰落，而在另一地区发展起来，形成优势。因此，西部地区不能坐等“转移”，而应打主动仗。方式不同，中西部的付出与收益都大相径庭。 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推进西部发展的积极效应，但单靠市场机制还解决不了东西发展的差距问题。这是因为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区位（处于国内运输网的末梢、国内大市场的边缘等）、历史基础和历史包袱（如“三线”建设时，工厂靠山进沟，社会负担沉重）等因素，使西部的市场主体和东部并非处于同等的起跑线。实践表明，区域发展差异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一定时期内不仅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人才、资金、能源、原材料的流出造成欠发达地区缺少人力、物力、财力而降低发展速度的“极化效应”；二是因发达地区经济实力增强导致资金、技术、设备向外扩散而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扩散效应”。在经济起飞时，强大的“极化效应”和弱小的“扩散效应”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如果单凭市场力量的作用而不进行政府干预，结果势必造成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通过中央政府的政策投入和资金投入，使西部市场主体处于与东部大体相同的起跑线，非常重要。具体说主要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中央财政支持加快西部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揭开西部大开发序幕的前提；二是支持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保护与改善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是为了实现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亦是为了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中游地区的安宁。在上游地区为改善生态环境实行退耕还林（草）的过程中，国家和中下游地区应通过以粮代赈等方式予以补偿；三是保证西部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在义务教育、初级卫生保健等社会公共产品的享用上与东部地区大体持平；四是为某些国有企业还清历史旧账。60年代从备战出发在西部山沟里建了一些军工厂，现在产品要军转民，有的工厂要出沟进城，这几笔“旧账”让企业靠加强经营管理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消化不了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有关“改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和减轻企业社会负担”所提的各项政策，有必要更多地向西部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