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的号角业已吹响，广大西部地区将进入创造历史的新时期，各西部中心城市跃跃欲试，纷纷计算各自的家底、勾画蓝图、苦心禅虑拼撰口号，争当西部“龙头”，一时“跨越式发展”、“西部硅谷”、“西部增长极”甚至“西部王”等口号喊得震天响，各路诸候向中央要政策、要项目，争投资，争当试验田，好不热闹，令人耳热心跳。但是，作为学者，笔者不能不指出当前热遍全国的“西部大开发”宣传中还存在部分心态或理念上的偏颇，特别是西部地区显得过于乐观，低估了西部开发的难度和时间上的漫长性，在开发模式的思路上，更是凸显出西部人的意识局限性，过分看重国家投资，忽视了市场化制度创新的关键重要性。窃以为，许多人在西部大开发的相关理念上存在认识误区，具体表现在： 一、认为西部大开发是20世纪80年代东南沿海发展战略的“西部版”，西部大开发意味着西部也要搞“经济特区”，国家将把大量资金投入西部 这种认识是错误地判断当前我国所处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以静态的座标审视发展着的动态经济社会，因而是欠准确的。首先，当年在东部搞特区，是基于制度创新的初始探索，同时又是考虑到沿海部分地区与境外（如香港）的地理关联或与海外华人资金的联系。而今在广大西部地区，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说某个地区较之其它地区有着非常不同的地缘特征，以至于可将其作为特区来搞，为别的西部地区构筑发展模式的样版；同时，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与改革，市场经济意识已逐步深入人心，市场机制正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在整个西部地区平行推行市场化制度改革看来并不存在很大阻力，没有必要通过特区来试验市场制度的可行性。当初在东部建设经济特区，优惠政策的确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那时在全国实行优惠政策的地区基本上仅限于东部诸特区，但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且不说国内（包括西部）早已实行优惠政策的地区不在少数，国际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欧、南非也成为国际投资热点，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外资撤离的负面影响还未消除，加上目前美国经济持续看好，国际资本出现分散化流动趋势，争取外资的难度增加，西部要象当年东部那样迅速大量地吸引外资看来是过于乐观的想法。且不说上述原因导致吸引外资的成本上升，就是西部目前也欠缺当年东部城市发达的基础设施。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特别是没有东部独有的海外华人血缘资源也会使西部在吸引外资上较当年东部地区困难许多。最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分权化体制改革，国家财政占国家总收入的比例较当年下降了许多，国家掌握的财政收入是有限的，完全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的投资和行政拨款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西部大开发不会是当年东南沿海发展战略的“西部版”，究竟如何发展西部，需要开动脑筋，需要创新，打开思路，路漫漫其修远兮！ 二、认为西部大开发主要是修建和完善基础设施，维护生态平衡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城市或地区发展的先决条件，是吸引外来投资和城市化的必要步骤，但不是西部发展的充分条件，更不是西部大开发的最终目标。西部大开发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无非是大幅度提高西部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人均收入、摆脱贫困、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巩固边防、维护民族团结、实现东西部共同富裕。事实上，早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在阐述他的“梯度发展战略”时，就指出在东部先走一步之后，当东部聚集了大量资金和大幅提高人均收入之后，东部就应反过来支援西部建设，国家也应将发展战略重点由东部移向中西部，形成梯次发展，最终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前拉开的西部大开发帷幕，其实早在80年代初由小平同志设计的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中就安排好了，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当前正在展开的西部大开发，或许比当年设想的场面更加火爆，力度更大，速度更快，形势更加紧迫，意义更深。这是由于，国际经济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和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我们不能再将国家经济实力的重心置于东南一隅，中亚地区不稳的政治经济架构要求我们加快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为确保我国在21世纪的国际地位和置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发展高新科技（其基地基本上全在西部）成为当务之急。 对于幅原辽阔、人口众多的西部地区来说，发展经济、推进社会进步及搞好生态建设是同步的。21世纪初叶的西部大开发，应该是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当年搞“三线”建设，在西部也建了不少的大厂，修了不少的路，甚至也从东部搬迁过来大量工厂，但直到今天，这类“三线”工程或企业仍未能与当地经济社会溶为一体，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不够理想。由此看来，如果仅仅搞点基础设施建设，修路架桥，而未能将其与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是不足以真正推动西部大发展的。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西部大开发，不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西部大开发“开发”什么？有人可能说“开发资源”，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谈到西部开发时常常听见的说法。现在说“西部大开发”，多半提到的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或产业结构升级等，主要涉及“物质的”开发，关于“意识”方面的开发，几乎未谈及。事实上，当年东部发展拥有现在西部还未具有的特殊资源——东部广大人民群众根深蒂固的市场经济意识。在中国东部诸省，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在数百年与海外贸易往来中，业已形成牢固的“市场意识”，如温州、苏南地区及广东地区等。因此，当年东南沿海发展是打破了“左”的束缚枷锁，让人民群众自发的市场意识迅速释放出来，市场机制得以建立。但是，在贫穷落后、交通闭塞、信息不畅和教育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市场意识”是最为稀缺的资源，西部人平均看“市场意识”淡薄，行为保守，缺乏创新与冒险意识，因而在即将到来的大开发热潮中，资金来了，生产资料有了，但没有具有市场意识的创新者，能冒风险将潜在生产因素有效组合起来形成生产函数的企业家，经济仍然难以成长。所以，我认为，西部大开发不仅要开发资源，修路架桥，或许更重要的是要开发西部人的市场意识，开发企业家人才资源。根据芝加哥学派人力资本学说大师舒尔茨教授的理论，贫困落后地区的人民并不一定“天生”缺乏市场冒险意识，只要制度环境赋予他们创业并确保其预期收益，他们自发的创新意识也会集成拉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