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 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调控是有成效的 就整体情势来观察，1999年的经济运行与前两年大致相仿，依然是需求不足， 增长滑坡， 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 但从年度分析来看， 1999年的经济运行表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 1.企业经济效益出现转机。总的说，1999年企业利润增加、亏损减少、产销率上升。1—10月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盈亏相抵后）1533 亿元，增长64.7%，企业亏损比上一年度减少12%。就月份来看，工业效益综合指数呈上升的态势。但其中有些因素是不可比的，如银行降息和债转股，使企业财务费用减少，而相应增加了利润；再如工业库存向商业库存转移，看起来工业产销率提高了，但商业存货上升（比上年高10个百分点）。 2.出口状况明显好转。 受1997 年下半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 1998年我国出口几乎是零增长（仅仅增长0.4%），到1999 年上半年出口负增长，情势一度非常严重。到6月份，出口止跌回升， 外贸形势好转。1—11月份，外贸出口累积增长6.6%，进口增长20%多，实现贸易顺差26亿美元。预计全年超目标完成任务不成问题。 3.居民边际消费有扩大的迹象。从5月份开始， 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稳步增长，5—10月份分别增长5.3%、5.4%、5.6%、6%、6.6 %和8.2%，11月份虽然有所回落，但居民消费的总态势趋旺。 4.物价降幅趋缓。从1998年5月到1999年上半年， 物价水平呈加速下跌之势。但从下半年开始，降幅回落。这与居民消费的稳步回升在时间上是一致的。 上述变化表明，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调控是有成效的。尽管对这种成效我们还不能作过于乐观的估价，但也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问题是以怎样的方式发挥作用。 1999年宏观经济政策的简要评析 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比过去有所改善 1.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手段以及协调配合等方面出现了新变化。在1998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基础上，1999年年中再次增发600 亿元国债，更进一步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国债投资除了继续用于天然林保护、江河湖泊治理、生态环境建设、交通设施等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以外，还拿出90亿元用于国有企业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支持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进行系统的技术改造。 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构筑“三条保障线”是1999年财政政策最突出的特点。一是为行政事业单位普遍增加工资，二是对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补助、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次向低收入阶层倾斜的分配政策，使8400万人受益，提高了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同时也改善了居民的收入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低迷的消费需求。 另外，在税收政策方面也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首先是进一步提高了出口退税率，使综合退税率达到15%， 大大促进了出口。 其次是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到2000年彻底停征。同时，实行投资抵免政策。这对刺激民间投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这些措施的推行，不仅加大了财政政策的力度，也丰富了财政政策手段，使财政政策的效应能更快、更好地传递到国民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以及各个环节。 从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来看，比过去有所改善。在目前的宏观经济调控中，财政政策唱主角，但与货币政策基本上是协同考虑的。如向银行增发国债，既是财政政策的实施，也是对银行的支持，有利于银行降低成本，提高资产质量，降低了金融风险；再如银行降低利率，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国债投资配套等货币政策措施，与财政政策同向运行，形成一股扩大内需的合力，或者至少说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仅仅从扩大内需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投资、制定投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 2.政策效果显现，但不尽人意。从前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企业效益、外贸出口、居民消费等都有起色。但经济增长仍处于下滑的趋势，政策效果不尽人意。 首先，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果不明显。投资需求的扩大主要是财政在孤军奋战，而民间投资基本上按兵不动。从1999年前三季度来看，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人）增幅逐季下降，前三季度累积增长6.8%，比年初预计低了5个多百分点。联系前几年的情况来看，这个投资增长率明显偏低。投资不仅作为社会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起拉动作用，而且也是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的主要推动力。由此看出，投资无论是对眼前的经济增长，还是对现在的结构升级（即未来的经济增长）都十分重要。如果投资意愿低下的状况持续下去，且不说增长状况如何，结构优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从而对我国经济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这样看来，仅仅从扩大内需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投资、制定投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居民消费依然不旺。通过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对刺激居民消费产生了一定效果，但作用十分有限。如果说投资低迷还可以通过政府投资来启动，那么，消费的相对萎缩则无法通过政府消费来直接拉动。比较而言，政府对消费更难拿出有效的办法来。居民消费更大程度上与心理预期有关，而心理预期的形成则与社会经济大环境密切联系在一起。在目前环境下，居民支出增长的预期值远远大于收入增长的预期值，故消费倾向是下降的。除了通过调整分配结构（如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来提高总体的消费倾向以外，在近期关键是要调整和改善居民收入、支出预期，而寄希望于居民消费观念、消费习惯的突然改变是不现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