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或为官僚，或为幕僚，或为贵族，或为地主，或为清客，或为谋士，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者。即使是魏源（1794—1857）、王韬（1828—1897）这样的晚清知识分子，也不是自由职业者。魏源官至高邮知州，当过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王韬，虽然曾受雇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所办的墨海书馆，协助过英国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但他晚年，仍通过洋务派丁日昌、李鸿章等人的关系，在上海定居，并在格致书院当官（掌院）。中国之有成批自由职业者，当自戊戌变法失败后开始。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知识分子，为逃避清朝廷的屠杀与迫害，纷纷逃亡国外。而从1872起清政府派往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留学的学生学成回国后，一部分留学生眼见清政府极端腐败，不足与图治，也不在清政府里当官。这两部分人或以教学为生，或当报刊编辑，或专门从事写作，或以技术专长为业，或以革命为职业（如孙中山），或以维新、改良为生涯（如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是本世纪初的第一批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所谓自由职业者，即以脑力劳动独立从事一定职业为生的、不剥削他人的劳动者。 但本世纪知识分子大批自由职业者的出现，却在1905年清朝廷发布上谕：“从丙午科（1906）起所有岁科考试、分试、会试一律停止”以后。这一改革的力度，在封建社会里的改革史上是空前的。中国从隋朝开始即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但隋王朝寿命很短，不久即为唐王朝取代。唐太宗把科举取士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当他看到读书人循规蹈矩地依次进入考场时，高兴地说：天下士人尽入我彀中矣！从此，中国知识分子百分之九十走上读书做官的道路。明清两代以八股文取士，一旦中了举人，即使暂时还未当官，自有人投靠，自有人送地送房。《儒林外史》写范进中举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这是实情。但废科举，兴学堂，无异是挖断了知识分子读书做官的进路。于是，在1906年以后，中国出现了这样一些新现象：年已三、四十岁的秀才、四、五十岁的举人，也有重新进洋学堂或新办的中、高等学堂的，学习“西学”，另谋职业。这批知识分子不是几个人，而是数万人，在1906年—1911年间都成了自由职业者，当作家、当编辑、做记者、做教师、做医师、当翻译（口译、笔译）、做工程师，或则在外国人办的公司、中国人办的企业里做职员。这数万自由职业者，到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时大多数都倾向于革命。辛亥革命之所以在武昌起义成功后，很快获得全国响应而一举胜利，是和已经成了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多数倾向、支持革命分不开的。他们或者参加了同盟会、兴中会等革命组织，或者参加了如发动武装起义的“文学社”那样的革命派外围组织，或者鼓动身为清政府的官员但又是他们的亲戚、朋友们独立，响应武昌起义，或者劝说清政府的当权派至少保持中立，不反对革命。可以一点不夸大地说，辛亥革命成功，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功劳是大大的。 辛亥革命胜利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发生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大发展，急剧在知识分子中吸收、招募雇员。而从清末“兴学堂”潮流中创办的新式中学、大学培养出来的中学毕业生、大学生，这时也大批走向社会，他们中的多数也成了自由职业者。另一方面，进入民国以后，官派的、自费的出洋留学生人数越来越多，仅留学美国的官费学生，自1912年—1919年，八年间分别为79人，138人，190人，213人，181人，173人，229人，261人。留学日本的更多，1912 年为1437人，（1913年资料缺），1914年为3796 人， 1915 为3111 人，1916年为2790人，1917年为2891人，1918年为3724人，1919年为3455人。仅1914—1915年留学欧洲各国的官费学生即有218人。 这么多的留学生，除个别人滞留外国外，百分之九十九的留学生全都归国为中国的富强效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又都成了自由职业者。我们过去讲“五四”新文化运动，讲它的思想意义、政治意义、社会意义、文化意义，讲主帅陈独秀、胡适，讲大将、闯将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这当然是对的，但是独独不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参加者都是自由职业者，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失。鲁迅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一个雇员，但他是自由职业者，北洋政府可以“炒”他的“鱿鱼”，他也可以“炒”北洋政府的“鱿鱼”，后来他果然辞职不干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取得业绩后，自由职业者的政治态度出现了分野，有的激进，有的守旧，有的革命，有的反动，有的退隐，有的中立，但作为知识分子的自由职业者的绝对数量，在北洋政府时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抗日战争中，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46—1949）中，却一直在发展。他们中的大多数在1946—1949年间，都倾向、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跟随国民党跑到台湾去的，流亡到海外的是很少数。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自由职业者也有功劳。到新中国成立时，内地的自由职业者总人数达500万。也就是说，自由职业者1898 —1949年的51年间，乃自由职业者在中国的崛起时期。 但在新中国成立后，自由职业者却逐渐走向消失。这是为政者原先不曾想到的，而是“时势使然”。 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民主革命时，干的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搞的是武装斗争。这需要铁的纪律，需要集中（当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需要统一指挥，需要“干部”。所以，知识分子参加民主革命后，无论是参军的，还是参加地方工作的，还是搞地下工作的，全都是干部，即党的干部，军队的干部，地方工作干部，地下工作的干部，一切听从党的指挥和组织安排。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无此，即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即无新中国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