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考察和使用，是干部工作中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两个重要环节。就“联系”的方面而言，考察是使用的前期工作和必要前提，没有认真的考察是盲目和无根据的使用；使用是考察的目的和结果，没有科学的使用，考察也就失去实际意义。目前，任人唯亲、卖官鬻爵等腐败现象，虽然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它与考察的服务、导向、制约等功能受到削弱、损伤不无一定的关系。实践证明，要发挥考察对使用的应有作用，就必须在考察什么、由谁考察方面作出相应的对策。 考察什么：德才+X 考察干部中的德才+X，与高校招生考试中将普遍实行的语文+数学+外语+X相类似，即把干部德才作为考察中最重要的不变内容，然后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特点，将实绩、公认、勤廉、个性、体质等作为选择性的可变因素。 所以将德才作为考察干部时的不变要素，其理由是：第一，坚持德才兼备是我们对古代成功用人经验的科学继承。若从孔子提出的“选贤才”主张算起，在浩瀚的史籍中，记载了大量的选贤实践活动和丰富的理论知识。历史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之士和先进知识分子，都将选贤任能与“治国兴邦”直接联系起来。那时的“贤”，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德才兼备”，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总结历史上用人治国的经验教训时认为，无德无才是“愚人”，德胜于才是“君子”，才胜于德是“小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并极力主张将发现、重用“圣人”作为科学的“取人之术”。当然，古代的“才德”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德才”，其具体内涵是不尽相同的，但“兼备”与“全尽”的基本思想却又是完全一致的。为什么要将“才德全尽”发展和通俗化为“德才兼备”呢？大家知道，吾辈和我们的祖先都同处在一条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今天所走的路程，又是先辈们所走道路的延伸和发展。那么，他们在艰辛中苦苦探索出的那些带有普遍规律并今天仍有借鉴意义的东西，我们无疑要科学地继承，以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第二，德才兼备是党的一贯用人原则和制订干部“四化”方针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我们党从成立之时起，就以德才兼备作为选才用人的标准和尺度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实现党在当时的中心任务，会在其它某些方面一时有所侧重，但德才兼备却始终处于统帅地位。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的优秀传统和党的历史经验，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文章中指出，党要领导中国几万万人民进行伟大的斗争，必须有计划地培养“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又提出了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四化”方针，非但与德才兼备原则毫不相悖，而且是在新形势下对其作了发展和具体化。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选拔干部，必须全面贯彻德才兼备原则，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这就将“四化”方针与德才兼备高度统一了起来。这种内在的统一，说明考察、使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时注重德才，才是真正贯彻了“四化”方针。反之亦然。不恰当地强调其它什么（包括实绩和公认），就是舍本逐末，就是既背离“四化”方针又违背了德才兼备原则。第三，德才 是干部全部价值的坚实基础。一个干部的价值，可分为自身价值、使用价值、有效价值和社会价值几个方面。干部的自身价值是其自身的基本素质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下所固有的客观价值。一般地说，德才素质好，自身价值就高；德才素质差，自身价值就低。这种价值，具有明显的客观性和稳定性，是不以他人认知水平的高低和客观环境的优劣为转移的，是其它价值的坚实基础。干部的使用价值是其自身的基本素质从相对稳定状态转入输出价值的不稳定状态时所付出的劳动价值。它的大小，取决于干部输出价值的积极性、客体为这一输出所提供的途径以及输出的难易程度等。从干部的内在素质来看，德中的政治品德、思想意识、工作态度和心理品质，对使用价值有着长期的稳定性影响和起着直接的制约作用。才中的专业知识、熟练技巧和创新能力等，则更为具体地决定着拿什么去“使”以什么去“用”的问题。干部的有效价值是指其在价值输出过程中，除去白白浪费掉的那部分无效价值外，实际奉献给社会的有益价值。例如，领导干部都要作决策，是否“有效”，那就看决策是不是正确了。而决策的正确与否，又往往取决其政治品德、工作作风、见识能力和专业知识等。干部的社会价值是指其价值输出中为社会所普遍接受、承认的那一部分有效价值。实践证明，能一辈子对社会、人民“有效”而无害，只能是那些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能力的人。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说，考察、使用干部中，抛开带有基础性、稳定性的德才而追求其它，是极不科学的。 又所以将其它方面作为选择性和可变性的"X"，也是与德才相比而作出的必然选择。这里仅以德才与目前的热门话题——实绩和公认的关系来说明问题。第一，就德才与实绩的关系来讲。首先，德才是出实绩的必备条件，实绩是用德才的重要目的。我们用人，直接使用的是德才而不是实绩。所以作此一说，是因为只有德才才是做好工作的内在要素，实绩只不过是德才具体运用中的一种行为结果，是它的物化或外化。所以要看实绩，是因其有着比较抽象的德才所不具备的实践性和直观性。而且，我们用德才也是希望干部在为人民服务中作出贡献和成绩。无期望值的用德才从来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期望值的实现，归根结底还在于干部自身的德才。其次，德才与实绩是一致的又是矛盾的。诸葛亮出山之前，可说毫无实绩可言，刘备之所以“三顾茅庐”，是要求得匡时济世之才。若是不坚不诚，行动迟缓，诸葛氏一旦被政敌所用并出了“实绩”，那他一辈子也不会有立锥之地了。这虽是个历史特例，但同样可以说明，德才与实绩，大多体现为一致性，有什么样的德才往往会取得什么样的实绩 ，有什么样的实绩又常常反映什么样的德才。可是，双方也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一个人可能德才一般却一时超常发挥而实绩突出，也可能德才超人因无用武之地或客观环境恶劣等而一时无有实绩。列宁曾说，鹰有时候比鸡飞得还要低，但鸡却永远飞不了鹰那样高。如以一时一事的得失论英雄，那势必刺激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浮躁情绪，诱发急功近利、好高鹜远、弄虚作假现象。可以说，这也是产生上述现象的深层原因。实绩被滥用到如此地步，说明它已临该适当降降温的时候了。第二，就德才与公认的关系而言。所谓群众公认，指选才用人要得到大多数群众公正、公道的认可和肯定。这种认可和肯定，是对被认识对象的综合评价，也是其良好人际关系的集中反映。这种人际关系，又是以自身高尚的品德、精明的才干和突出的实绩为基础的。一般地说，“群众公认”与“德才兼备”是一致的，通过“公认”去观察“兼备”是可靠可信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是十分复杂的。“兼备”的不一定“公认”，“公认”的不一定“兼备”；多数人的认可和肯定不一定公正、公道，公正、公道的认识却又一时不占多数的矛盾现象，是时有发生的。楚汉相争时的韩信，先有乞食漂母、受胯下之辱的污点，后在项羽帐下也没有什么作为，刘邦设坛拜将时那有什么“公认”，可他却为兴汉灭楚立了奇功。这表明，公认与德才相比，具有表象性和不稳定性。组织部门的一句行话叫做“不能简单地以票取人”，指的就是这类情况。1995年，党中央将“群众公认、注重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的六项原则之一，并写进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可是，我们应该看到，六条原则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必须全面理解和贯彻执行，不能仅看实绩、公认而不及其余，更不能丢弃列于首位和带有根本性的“德才兼备、任人唯贤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