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里提出十个建议，全部都是我以前提及过的。知之甚易，行之不难。这些建议可不是我发明的。它们都有历史经验的支持，从不出错，实在可行。 （一）人民银行只专于中央银行的职责，不借贷，不收存款。中国要办真正的中央银行，主要任务是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而在目前的中国，单是控制钞票发行量就足够。每年人民币钞票发行量的升幅，规限在百分之十五左右，其他的什么也不要管。完全不管利率的浮动，不借钱给其他银行——不要学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那样复杂。若通缩依旧，就增加钞票的发行量；若通胀复苏，就减少。人民币钞票是中国目前的唯一“银根”，中央银行只管银根，什么也不要管。要记，每年百分之三以下的通胀，比通缩对经济有利。 （二）除中央银行外，把所有国营银行都卖出去作为商业银行。这些银行目前大约有百分之二十的坏账，把坏账一起卖出算了。因为中国的经济在基本上大有可为，就是有坏账问津者应该还不少。要选在国际上有地位的银行买家，但千万不要管制银行的牌照数量。只要有分量，就可以买或自设银行。当然，政府要协助追讨坏账，也要搞好按揭、破产等法律。 （三）容许所有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这会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而历史上没见过因为有外币流通而使本土币贬值的。（今天在香港外币大可流通，而在亚洲金融风暴之际，没有谁建议废除外币流通的法例。） （四）取消所有外汇管制，让人民币的汇率自由浮动。所有因为汇管而设的——直接或间接的——其他管制都要一起废除。 （五）容许外资在中国开办任何金融事业。股票经纪行、会计行、招股、集资、放款、投资顾问之类，可放尽放。 （六）取消所有关于通讯（如电话）的发牌量的管制。这点重要，因为在先进科技下的通讯，神乎其技，可以大幅度地减低市场的交易费用。今天，香港打长途电话到上海的费用，大约比打到美国高七倍；而打电话到深圳，竟然比打到美国高两倍多！这是说不通的。 （七）取消所有出入口关税。毒品进口不妨严禁；其他的物品就要学香港。但不要学香港那样重加烟、酒、汽车税。 （八）将所有国营企业民营化。卖出去是一个办法。但若要照顾国营企业的员工，不妨把企业股份化，送给员工，而股份一定要有自由转让权。国家政府可以估计企业的资产净值，每年抽百分之二左右的利率税。其他所得税是另一回事。 （九）税制要简单。个人收入及生意所得税，百分之十至十五就足够。此外，不用抽差饷，但在物业上，可按物业所值的估价每年抽百分之一的物业税。此外，任何其他税项也没有。在简化税制及低化税率的同时，中国要大量削减干部，选贤与能，大幅度地提升留下来的干部的薪酬。 （十）不管外汇储备的多或少。只要经济搞得头头是道，外汇储备是可有可无的。有谁提及美国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只有像香港、台湾那样的小经济，或那些不成气候的大经济，才要论什么外汇储备的。要记，一个经济搞得强劲，自己发行的钞票就是储备；搞得一塌糊涂，什么储备也保不了。 政府要搞什么基建，什么军备，抽简单而低的税，加上卖地及卖国营企业所得，应该足够而有余。我可以肯定，若中国推行上述的简单的低税制，其税务的总收入会比现在的高得多。可以收到手的、真实所得的百分之十，比差不多是完全收不到的百分之五十，可取得多了。 上文提到的十个建议，只是以一个整数下笔。当然还有其他的，如法治的改进等。篇幅所限，不能多说了。 让我在结尾再说一次。我提出的建议不是我发明的。历史的经验证实可行。重要的是有胆推行，也要一整套推出。记住，凡事要简单处理。经济政策从来都是以简单清楚为上。世界复杂，政策不够简单处理不了。更何况，政策一旦复杂化，官商勾结，混水摸鱼，是无可避免的。 （原载互联网《制度主义时代》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