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们几乎每年都可以通过电视实况转播看到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新年音乐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整洁而文明地坐在金色大厅里，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数年过去之后我们发现，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除了象征荣誉和地位的指挥常有更换之外，每年的曲目几乎都很少变化。这似乎也成了一种象征，一种仪式：它象征着欧洲古典优雅文化传统的持久和稳定，象征着欧洲人对一种文明的尊崇和认同。人们来到这里，与其说是来欣赏一场高水平的音乐会，毋宁说是来参加一个庄重的仪式。金色大厅这时成了名副其实的圣殿，它不是狂欢，而是一个对自己历史和文明以示纪念的盛典。欧洲人当然也并未刻板到一条道走到黑的地步，事实上，朋克、摇滚、街头文化乃至同性恋，当今的新潮和时尚在欧洲几乎无奇不有。但是，欧洲的文化时间仍给人以平缓和从容的感觉。传统文化在大学校园，在有教养的阶层那里仍然是普遍接受的主流文化。新潮文化尽管热闹并具有冲击性，但决不具有支配性。它悬浮在生活的表层，似乎更具有戏剧色彩和文化多元的装饰性。 对中国文化现状的判断反而要困难得多。它的复杂状态使任何一种判断都有失于武断或自以为是。我们也常常听到对传统文化的鼓吹，听到对自己文化传统悠长久远的盲目自豪，但是，一旦落在具体的问题上，我们既不知道传统文化是什么也不知道在那里。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太复杂，既有民间的也有庙堂的，既有健康的也有陈腐的，既有中断的也有仍在延续的。重要的是它甚至连一个象征的、具有凝聚意义的仪式都不存在。如果勉强可以类比的话，那就是我们也曾举办过十几年春节联欢晚会，它被主办人自己称为“新的民俗”、“贺岁大宴”。尽管自己统计其受欢迎的程度年年攀高，但只要稍稍分析一下晚会，是充满了庸俗气息的小品成了主打内容，是赵本山、潘长江等丑角在大出风头，这就足以让人对这个“民俗”或“大宴”深怀绝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俗”或“大宴”呢？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严肃文化”、“高雅文化”甚至还要不断提出“扶持”“保护”的吁求。它背后隐含的问题是，这种文化显然已不再被向往和尊重。因此在中国笼统地倡导某种所指不明的文化是没有意义的。权威传媒对民众趣味的诱导和迎合，足以使任何严肃的努力湮灭于世俗的声浪中。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欧洲有极大的不同。我们似乎还没有找到属于我们文化魂魄性的东西。 对当下中国文化的判断虽然有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下中国的文化同样存在着两种时间。或者说，在中心城市，在时尚青年或激进的艺术家那里，他们生活在“新潮”或“前卫”的文化时间里。这些人的文化时间表，已经完成了“同国际接轨”。他们已不仅习惯于麦当劳、肯德基，欣赏欧洲杯或世界杯，欣赏NBA 总决赛或欧美港台明星演唱会；更重要的是，泡酒吧，蹦迪，无所事事也无所皈依，离群索居或形影相吊，今日同居明日独身等，成了部分人日常生活和精神的常态。于是有人断定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文化时间。或者说在中国的更广大地区，在“老少边穷”地区，那种文化时间还在缓慢地流淌。他们所接受和欣赏的文化，仍有极强的地域和民族特征。他们对“新潮”、“前卫”不仅不能接受，甚至还深怀反感。你可以居高临下地认为这是落后，是保守，不开化，愚昧，但是，指责这种趣味是没有意义的。在不同的文化时间里所形成的不同的文化趣味，相互间是难以构成有效批判的。重要的是这不同的文化趣味在实质上也不存在等级关系，因此也就没有哪一种文化更优越的问题。民间的文化和趣味作为一种存在它仍会顽强地坚持下去。这种差异性的不可改变，就是存在的合理性。 进入90年代以来，全球化理论在我国许多专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它成为一个前沿的话题，与国际社会冷战结束，致力于合作、发展、进步的新目标相关。特别在经济领域，全球化已不仅限于理论探索，而是渗透到了具体的规则和操作方式之中。经济活动作为当今人类生活的主体活动，与其相关的理论和规则不能不给其它领域以极大的牵动和影响。但是，由于人类活动领域和方式的复杂性以及地域、民族、种族、阶级、性别的差异等，决定了对全球化理论的不同理解。即便在同一领域之内，全球化仍然没有作为普适性的理论被接受。特别在人文学科领域内，对全球化理论的分歧几乎已没有达成共识的可能。“全球化”在理论上无论被描述得如何灿烂或不可阻挡，事实上它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或理论假想。即便是在某些领域实现了“全球化”的预设，但前面提到的不同地域两种文化时间共存的状况，也并不是这一理论按照它的猜想就能够“一体化”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间的或地域的文化趣味，并不同于现时代生产的“大众文化”。前者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具有民族性的文化形态。它是一个民族或地区长期形成的习俗或文化的一部分；而后者则是在现代传媒和资本市场策动下形成的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它们远不是一回事。关于“大众文化”的问题，百年来我们有过多次讨论。以往的讨论，大多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这是因为，“大众”这个概念在百年思想文化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神话性质是不容颠覆和僭越的。谁站在大众一边，谁就获得了不战自胜的地位。这个复数概念的合法性是不证自明的。因此，对大众的膜拜是20世纪思想文化史上的最大时尚。这与救亡图存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广泛的民众动员有极大的关系。与这一目标相关的是对其合理性证实的需要，于是，民粹主义作为最合适的思想资源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从“人力车夫派”到“工农兵文学”，大众成了一个意味无穷的能指。那时，“大众”这个复数概念还是可以想象的，他们是淳朴、正直、憨厚或古风犹存的民众。他们是王贵和李香香，是白毛女和杨白劳，是小二黑和开荒的兄妹，他们以活泼朗健、英姿勃发的新形象造就了新的文学史实。对大众的呼唤第一次由想像变为文学现实，人们通过呼唤第一次由想像变为文学现实，人们通过呼唤大众创造了“大众”，又通过“大众”形象认识了“大众”。它是革命文学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胜利，这一胜利以不容否定的规约性而成为神话。因此，革命时期的文化不存在两种时间的问题。它的单一性也表达了革命文学的纯粹性。那时的知识分子或作家是幸运的，他们虽然是改造的对象，但他们有话语支配权，社会对知书明理的读书人的尊重仍是普遍的共识。因此，对“大众”的呼喊，知识分子多少还有一些“优越感”，也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尽管生活清贫，地位平平，但仍没有失落感，偶遭打击心头油然升起的还是一种壮怀激烈，一切都是为了“大众”。“大众”从一个想像对象演化成了信仰对象，它变成了知识分子生活和思想的一个支点。至于它有怎样的合理性和可靠性，没有人去怀疑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