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历时8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但随之而来的是内战又起，政局动荡，物价暴涨，经济凋敝。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以上海为代表的国产电影业却出现了发行与制片两旺的局面，首先是电影观众人数成倍增长，继之而来的是电影产量的飙升。（注：1949年以前，上海是中国电影制片业的中心基地，90%以上的国产电影制作于此（不包括香港、台湾与沦陷时期的东北电影制片业）；上海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电影市场，全国电影票房收入的50%以上出自于此；因此，本文以上海作为战后中国电影市场与电影制片的代表城市论述。本文实际论述大致涵盖了整个战后时期，而以1947—1948年为中心。）此处可以先从几组数字及其比较表现这种“购销两旺”的情形。以电影观众计，1946年上海电影观众总人数为1954万人，日均5.35万人，1948年为3897万人，日均10.68万人；（注：《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工作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档，以下简称电影院公会档。）以电影院上座率计，1946年约为31%，1948年约为61%；上述两项指标均增长了1倍左右。（注：战后上海电影院共约有5万个座位，如以每天放映3.5场计（当时规定电影院每日放映场次不得超过4场），平均每天约可容纳17.5万观众。上座率为平均每日实际观众人数与影院可容纳观众数之比。）以电影产量计，1946年上海出产影片4部，1948 年则达到了57部，增长了13倍有余。（注：据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1980）第2卷后附影片目录统计， 不包括新闻纪录片、科教片和美术片。因为战后复员工作的影响，直到1946年8月上海才制作完成了战后第一部新片，因此1946 年上海电影产量之少有一定的特殊性。）与战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相对稳定的30年代中期（1933—1936年）比较，当时上海电影观众总人数年均约为936 万人，日均约为2.56万人，（注：目前尚缺乏战前上海电影观众数量的确切统计数字，此处先据明星公司1933—1935年的平均年收入与票价之比，推算出明星公司的观众人数，再从明星公司影片产量与其它公司影片产量之比，推算出上海电影观众的总人数和日均人数。（《明星公司大事记》，《明星半月刊》第7卷第1期））上座率平均约为20%左右，（注：战前上海电影院共约有3.65万个座位，以日映3.5场计， 每天约可容纳观众12.8万人。）电影平均年产量约为60部左右，其中最少的1936年为42部。（注：据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 卷后附影片目录统计。）与战前相比，战后上海电影业的发展，尤其是电影市场的扩大，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注：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以及战时的“孤岛”时期，上海电影市场也曾较为兴盛，具体情况及原因当另文讨论。）为什么在一个经济濒临崩溃，百业萧条，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几乎所有人都对当局失去信心，而且并不看好未来发展前景的时期，电影业反倒“一枝独秀”，其间原因何在？对电影业自身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启示？这是本文企望研究的问题。 电影票价相对下降导致观众人数大增 在诸多艺术形式中，电影与市场的联系最为密切。作为一门耗资巨大（与其它艺术形式相比）的艺术，电影制作基本上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商业行为。如果电影制成后没有观众，不能从市场得到收益，就不会再有后继投资者。因此，电影的商品属性与所有其它商品一样，首先是以销定产，而并非以产定销。（注：电影制片商和艺术家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引导观众口味，创造电影市场，这属于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本文不论。）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战后上海电影市场及制片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于战后上海电影业的发展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首先是观众人数的成倍增长，而观众人数的增长，与战后特殊经济环境造成的电影票价相对下降有着直接的联系。 抗战胜利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上海的通货膨胀仍呈急速上升趋势。以批发物价指数论，1945年12月为战前1937年上半年的885倍，1946 年12月为6816倍，1947年12月超过了10万倍，到1948年8 月币制改革前，居然已经是战前的564万倍。同时，上海通货膨胀的特点是， 批发物价指数的上涨高于生活费指数（即零售物价指数）的上涨，而在各项批发物价和生活费指数中，杂项类（非生活必需品）指数的上涨又小于总指数的上涨。自1945年8月至1948年8月，上海的生活费指数平均为批发物价指数的69%，杂项类指数平均为批发物价总指数的91%，为生活费总指数的95%。（注：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47—48、55、84、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正是由于战后上海通货膨胀的上述特点，属于零售类、非生活必需品的文娱消费价格（包括电影）的上涨幅度低于其它生活必需品消费价格的上涨幅度。在动乱年代，非生活必需品消费价格的上涨幅度低于人们生活攸关的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幅度是必然的，但是由于两者之间价格差的存在，客观上则拓展了非生活必需品消费的空间。 以工资和物价的比例而言，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自抗战中期开始，上海工人的工资水平基本处于下降状态。1948年8月币制改革前， 工人名义工资水平为战前1936年的424万倍， 但只及同期批发物价上涨指数的60%左右，（注：《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84页。）从而意味着实际工资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但是，同期电影票价的上涨幅度最高为100万倍，远低于工资的上涨幅度。这也就是说，与战前相比， 人们的工资收入可以买到的生活必需品大大减少了，但可以买到的电影票却大大增加了。再以上海电影票价与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大米售价相比较，战前的1936年，大米售价为1石（156市斤）9.943元， 首轮影院晚场最高票价为1.5元，看一次电影可以买23.5斤大米， 大约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半个月的主食消费，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高级娱乐。即使是最低档次的四轮影院的最低票价0.20元，也可以买3斤多大米， 足够一个人一天的主食消费。而到了1948年8月币制改革前，大米售价为1石5833万元，比1936年上涨了586万倍，电影票价最高120万元，最低20万元，分别比战前上涨了80万和100万倍，最多可以买3.2斤大米，最少只能买半斤大米，还不够一个人一天的消费。（注：《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43、34、38页；《关于电影票价问题的有关资料》，电影院公会档。此处的斤均为旧制，约合新制0.625斤。）与战前相比， 电影与大米的相对比价下降了6倍以上，已经从过去的高级娱乐降为大众娱乐， 这对战后电影观众人数的增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