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回望20世纪的中国电影时，在看到辉煌和灿烂的同时，也体会到了悲凉和无奈。坦白地说，20世纪的中国，真正有利于电影发展的机会并不太多，时代剧烈地变化，观众的口味也不断地改变，社会变革给电影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三四十年代，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的花样年华，出现了像《马路天使》（1937）、《小城之春》（1948）这些很结实的作品，在电影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欧洲艺术电影在60年代所获得的惊人的艺术成就，几乎可以在费穆的《小城之春》里找到全部特征，从当年的电影成就看，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发，其一，尽管那时候的大部分电影还是社会电影，但并不是说教，电影应该去发现一些东西，而不是去推广一些东西；其二，当时的电影非常接近普通人的生活，如果中国电影一直能够延续这种传统，而不是屡次被中断，我们至少能够在电影中看到每个时代真实的面貌。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将近十年的建设和积累，终于在1959年，形成了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建国后第一次电影高潮，出现了像《林家铺子》《林则徐》这样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影片，但这次高潮只能说是昙花一现，以后的岁月，很长一段时期，艺术生命被窒息了，很多有才华的艺术家并没有等到他们的第二个春天。 在现在还没有停止拍片的艺术家中，谢晋应该首先被提及，他的作品曾经代表着中国电影的高度，也代表着中国电影人的良知，他为中国电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他的贡献基本上到《芙蓉镇》就结束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对中国传统电影文化的传承上，他是迄今为止最出色的。而另一位重量级的导演谢铁骊，1962年拍摄的《早春二月》就早早地确立了他在电影史上的地位，他是少数几个没有中断创作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数量很可观，但落差特别大，总给人力不从心的感觉，特别是一系列根据名著改编的电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电影都是向内的，不是向外伸展的，谢晋几乎使中国传统电影走到了尽头。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成了中国电影未来走向的先兆，对中国电影导演来说，好电影的标准是戏剧性情节基础上的人物性格化，这种人物性格化在谢晋导演的影片中成为一种“真实可信”的绝对重要的力量。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导演面对的是上千年的市井文化（戏曲、传奇、说唱）熏陶过来的子孙，我们的民族看重的是人情事理、人伦道德、人际关系，敬鬼神而远之，我们永不会看重伯格曼、塔尔科夫斯基的艺术，可以说，习俗留给知性的空间仅仅是一道罅隙，因此，电影艺术的自由，也就在这道罅隙之中。谢飞是幸运的，他继续走传统路子并获得了巨大成功，从《本命年》到《黑骏马》，他的电影更接近人性的要求，但他没有深入下去，艺术上的“温情主义”多少削弱了他对生活峻严的思考。 相对于大量粗浅化的作品，《城南旧事》和《人鬼情》的出现是个意外，是被多数垃圾包裹着的两颗珍珠。吴贻弓的《城南旧事》和黄蜀芹的《人鬼情》是中国新时期电影中少有的“言志”的作品，在艺术上也相当成熟，它们朴素而真实，触及了人们情感和心灵最幽深和柔软的部分，传达出了人生的况味。《城南旧事》是一部表现一个女孩告别童年，逐渐成长的电影，而成长也意味着内心的壮大，影片不仅揭示了人的内心世界这一隐秘的领域，而且手法上富有诗意，吴贻弓是从“谢晋模式”中率先走出来的艺术家。《人鬼情》则是中国电影在再现和表现、传统和创新相结合的探索中做出样板性成就的影片，但吴贻弓和黄蜀芹以后的作品都乏善可陈，像《海之魂》《画魂》这样空洞无物的电影很难让人相信出自他们之手，中国很多导演拍着拍着就重复自己了，拍着拍着就不见了。 1979—1983年，以第四代导演为主力的群体探索，进入了一个稳定期，延续了四年之久的中国新电影的第一个浪峰已经过去，由于谢飞、吴贻弓、黄蜀芹、吴天明、滕文骥、郑洞天、胡柄榴、张暖忻、黄健中等导演的努力，中国观众逐渐恢复了对电影的感受力，这也是这些导演对中国电影的贡献。这一代中的很多导演都投入到“主旋律”影片的拍摄中，如果说以“主旋律”影片为首的国产主流电影在我国特有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为确立、弘扬主流意识形态与精神文明建设，尽了它最大的职责，为社会主义电影事业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他们也是有功劳的，但有一点也必须指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导演，已经习惯了接国家的定单，接老板的定单，而没有能力在没有定单的情况下做一个作品，他们没有真正参与到电影艺术自身的建设上来，在电影史上是没有位置的！他们不具备把严肃题材拍出光彩的能力，他们只是成就了自己的社会角色。 “第五代”导演的横空出世，可以说，他们真是生逢其时。80年代是一个创新的年代，机遇加上自身的才华使陈凯歌、田壮壮、张军钊、吴子牛、张艺谋等人在中国影坛呼风唤雨，他们是新时期电影最大的获益者和推动者，他们的出现使中国电影出现一个明显的上升期。在第五届“金鸡奖”的评奖会上，黄宗英“舌战群儒”，要给予陈凯歌的《黄土地》足够的“名分”，时间证明《黄土地》完全可以进入最优秀的中国电影的行列。《黄土地》之后，无论对它持何种态度的人，都不能再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电影，它是一种精神拓展的证明。《黄土地》的出现，使多少有些暮气的中国电影出现了新的可能性。但陈凯歌以后的作品，戏剧性和通俗性湮没了批判性，尽管《霸王别姬》使陈凯歌的国际声誉达到了顶峰，但里面已经缺少了真正的洞察，他放弃了《大阅兵》《边走边唱》《孩子王》以来的探索，他认为电影是一个传奇。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明显缺乏生机，电影人已经丧失了把事情往前推进的耐心和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