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最为引人之处，就在于无论发展路途如何艰难、经历了什么潮流变化，但它深厚的文化主线未能截断，它的根基始终没有变化，也就是说，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脉络和现实主义基本方向至今依然鲜明闪光。 在中国电影的民族化进程中，80年代是特别值得歌咏的时期。在这个中国当代历史的巨大转折时期，改革开放的大浪掀起的波澜汹涌澎湃，波及从政治、经济到文化艺术的各个层面，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在电影美学的范畴，中国电影的民族美学传统向世界电影的现代化敞开胸怀，中国电影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高潮，而这必然和第四代导演的创作直接相关。 在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更为深入的呈现出来，并且成就了中国电影的又一辉煌，即以生命美学的特征显著的刻印在电影创造中而格外引人注目。所谓生命美学，是指电影抛弃了虚假浮泛的现实描绘，而真实表现生活现实和生活矛盾，真实体现人民的喜怒哀乐，真实描刻朴泛人生的真切感受。简言之，血肉丰满的人生状况和直面现实的人生态度，构成中国电影的真实生命形态。 80年代中国电影美学的基础，是现实主义的真正回归，不同于以往的通见形式，此阶段是冷峻现实主义形态的独特时期。以冷峻现实主义特质所统辖的中国电影，呈现出前所未见的直面人生的深刻性和影像表现的创新性。 中国民族电影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从30年代形成、延展，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曾经有过相当辉煌的高潮，也不免经历了极其失落断裂的低谷阶段。30年代的苦难现实主义电影，描述人生疾苦，中国电影的悲剧美学色彩形成。40年代战后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揭示造就苦难现实的缘由，对统治势力给予毫不容情的讽刺批判。较之战前现实主义电影，这一阶段的同类影片有了明确的揭示现实本质，鞭挞统治政治，反对现实黑暗的意味，深究造就灾难根源的目的性日渐明确。在《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片中，现实的深度和悲剧美的深刻性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50～60年代的浪漫现实主义，歌咏现实主义的欢跃气象，表现人民的安居乐业，颂扬现实英雄的伟大，造就了崭新而奇异的电影表现规范。70年代现实主义断流，中国电影隔绝于历史传统与世界潮流。80年代现实主义回归，是冷峻现实主义的时期。混杂着前述的现实主义多种形态的新现实主义蔚为大观。而第四代电影人历史的承担了恢复传统、发展深化的重担。他们以坚实的创作为现实主义电影观念打开通路，为现实主义电影创作铺垫厚实的基础。终于在历经坎坷之后，为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多种形式电影探索作出了贡献！80年代中国电影的功绩首先要记在以第四代电影人为主的复苏人物身上。第四代电影人的现实主义是情感内敛的，不动声色式的，社会道义责任明晰可见，平民眼光和诗化意识相交融，构成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的写实中暗含抒情倾向的民族色彩。 冷峻现实主义是概括这一时期电影对现实关系的最好言辞。因为经历过“文革”年代后的电影人深切意识到夸示的弊害和电影脱离现实的可怕，现实百废待兴又难以一下解决所有问题，而最为根本的是缺乏现实主义态度。于是，从回归现实主义开始，直面人生，毫不留情的揭示现实，在不动声色间揭开雾障，成为时代的选择。与旧时代的揭露现实相比，这时的揭示是冷静而有分寸感的，批判的对象是明了准确的；比起17年的浪漫现实表现，这时的银幕更为客观写实，生活实况感更强。 分析这一时期不能不以第四代导演为主。 第四代导演是中国电影改革工作的见证者和开拓者，他们深感艺术生命被文革耽误而激起的探索创造热情，是这一代人创作的内在根据；厚积勃发的创作背景，使他们迅速成为时代的主角并始终以顽强的毅力对付着艺术风潮变迁和市场涨落，顽强延续着创作生命；厚重的历史沉积和不得不面对的社会变化，造就了他们五光十色的创作风格。他们曾是电影的中坚，也至今依然在为中国电影奉献不倦的感情，这是值得敬佩的一代人的缩影，更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具承上启下风范的导演群。 所谓中国第四代导演，是泛指在文革前接受了电影教育、文革耗费青春10年、文革之后真正独立创造的一批电影人，和相近年龄段与共具创作时代的一批创造者。其中包括张暖忻、郑洞天、谢飞、黄健中、吴贻弓、腾文骥、杨延晋、吴天明、故炳榴、鲍芝芳、从连文、丁荫楠、董克娜、郭宝昌、韩小磊、颜学恕、翟俊杰、赵焕章、黄蜀芹、李亚林、林洪桐、陈立洲、陆小雅、史蜀君、宋崇、王君正等。这一批电影人构成了伴随改革开放而起的中国电影合作“新时期”的中坚力量，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饱满厚实的创作风采。至今，我们仍然在许多艺术佳作中看到他们熟悉的名字。 作为第四代电影人展露头角的时代，是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其时旧习仍在，艺术仅仅处于恢复阶段，中国电影的突破口在何方，仍旧是不可预期的难题。此时，蛰伏10年一朝待发的第四代导演自然而然闯上了历史舞台，带着蜷伏已久的松绑新生的欣喜和一试身手的热情，开始了创造的道路。还在70年代末期与80年代之交的1～2年间，他们的初始之作中就显示了不同凡响的态势，像《小花》（张铮、黄健中）、《苦恼人的笑》（杨延晋）、《生活的颤音》（腾文骥、吴天明）、《春雨潇潇》（胡炳榴、丁荫楠）、《巴山夜雨》（吴贻弓）、《神女峰的迷雾》（郭宝昌）、《爱情与遗产》（颜学恕）等作品，从各个方面引起了观众的反响，从电影创作表现方式的探索，到影像语言对传统的明显改变，及大量吸纳镜头技巧充实中国电影等方面，都开始展示变革的巨大热情。这一时期，第四代导演把创新的热诚投注于技巧借鉴的不遗余力中，急切的开始对中国电影的艺术摸索改革。急切，自然带来形式堆砌的问题，但中国电影的新面貌却隐隐可见，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第四代导演自觉扮演了革旧鼎新的探路主角的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