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 （2000）04—0211—09 随着千禧年的来临，影视媒体跨国传播显然已经成为历史趋势与时代潮流，伴随着全球化的经济交往和信息传播的飞速发展，影视媒体跨文化传播的速度也在日益加快。特别是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更是必将对两岸三地的电影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新世纪来临之际，处于跨文化交流中的华语电影应当如何面对这一挑战和机遇？应当如何坚持民族电影的发展道路？这是当前中国电影理论和实践必须应对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千禧年之后，处于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民族电影发展道路上最严峻的和无法回避的重要选择。 一 世纪之交，香港《亚洲周刊》选出“20世纪中文电影一百强”，评选结果值得我们深思。近百年来华语电影超过一万部，但是，这次评选出来的百部优秀影片中80年代的作品竟然占据了近1／3，而且中文电影也是在80年代以后才真正开始受到国际瞩目，两岸三地均有影片相继在各个重要国际电影节上获奖，90年代港台一些电影界优秀人才甚至被好莱坞重金聘请，真正参与到国际电影业的激烈竞争之中。“两岸三地的电影在80年代出现‘第五代’、‘新电影’和‘新浪潮’似是不约而同的新景象，不同程度地刺激当地电影创作形态和市场效应。”[1] 事实确实如此，70年代末与80年代，香港、台湾和大陆相继出现电影改革运动，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获奖影片震惊国际影坛。或许正是由于民族血缘纽带关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底蕴，才使得两岸三地电影界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根异花的三地电影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显然，研究20世纪80年代华语电影所创造的辉煌业绩，无疑可以为华语电影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尽管80年代前后出现的以徐克、许鞍华为代表的香港“新浪潮”电影，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运动”，还有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大陆“第五代”导演创作群体，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从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创作流派，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便不难发现其中也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特点和成功的经验，值得新世纪华语电影参照借鉴，这就是： 第一，传统与现代的冲撞。综观80年代两岸三地的这批影片，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其中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冲撞。电影的民族性，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如何在银幕上体现民族文化的问题。一方面，电影越具有民族性也才越具有国际性；另一方面，电影更需要对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刻反思，运用现代意识对于传统文化进行观照与超越。这就是说，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是电影民族性的沃土，对于传统文化的超越则是电影时代性的需要。尤其是中华民族20世纪承担着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创造现代文化的历史使命，不能不在两岸三地电影中有所反映。因此，这种继承性与超越性，便构成了华语电影艺术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深层体现。 香港“新浪潮”电影中，徐克的处女作《蝶变》（1979）显然属于武侠电影，但武侠电影其实正是一种特有的中国民族电影类型，兼有商业性与民族性双重性格。徐克在《蝶变》等一系列影片中更是明显地体现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古代神话与现代科技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正如徐克本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我近年比较多从中国古代传统发掘题材，是因为中国传统有着泥土性，而古代由于远离现在，更给人以浪漫的感觉……在80年代，中国的形象本身已具吸引力，如能发掘其中精华，则更能吸引观众。中国传统的好处可谓数之不尽，但要加以适当的现代化才更能令人乐于接受。”[2]（P95）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徐克及其电影的最佳阐释。与此同时，香港杰出的女导演许鞍华同样注重在传统与现代的冲撞中来把握影片的基调。许鞍华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但大学读的却是英国文学专业，之后又赴英国学习电影专业，正是这种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经历，使她具备了较为宏观的文化背景。许鞍华的影片常常通过对传统伦理观念和人伦亲情的描写，体现出浓郁的民族色彩，呈现出较高的人文价值和艺术感染力。许鞍华的影片中，常常将中国古典文学、戏曲、民俗和西方文学、话剧等有机融会在一起，在东西方文化的交互渗透中，贯穿着对人的关怀和对历史的关注。 台湾80年代“新电影运动”，更是鲜明地体现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艺术趋势，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对于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两位主将来讲，如果说侯孝贤更加倾向于传统，执著地在影片中追忆台湾社会在现代化之前的那段美好岁月，以诗化的风格展现田园牧歌式的自然景观，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相反，杨德昌则更加倾向于现代，不倦地在影片中剖析物质富足的现代人的精神空虚与情感悲剧，用冷静的理性思考来透视都市现代文明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因而被称之为新电影中最具现代主义精神的导演。侯孝贤、杨德昌等人的影片，在形式上与内容上彻底地反叛台湾主流电影，以高扬的现代意识向传统的主流文化冲击，成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鲜明标志。1989年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悲情城市》，被海峡两岸评论家一致赞誉为“在历史苦难铁砧上锤炼民族魂”，侯孝贤在这部影片中体现出厚重的历史使命和强烈的人文精神，在时代风云中描绘出台湾世风民情的现代风貌，以现代意识观照和反省历经苦难的民族的历史，从中不但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也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那种对民族历史创伤坦然面对的宽容态度，展现了当代电影艺术家可贵的胸襟。杨德昌的《青梅竹马》贯穿着对于现代都市生活中人的感情剖析，随着8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的奇迹，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精神生活却越来越空虚，希望与幻灭并存，享乐与空虚同在，成为现代都市人两极化的矛盾心态，在污秽的环境中坚持艺术家的反省与思考，以宁静朴实的心态面对喧嚣的世界诉说人的尊严，正是这部影片的基调，传统文化价值与现代都市生活形成的强烈反差，青年一代在物质富足下的精神空虚与情感悲剧，在这部影片中都有形象的展现，所以，有评论认为，“所有剖析台湾社会影片中，是最有洞察力的作品之一，也是具有最强控诉力的一部”。[3]（P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