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最主要的功能是记录——不管记录排演的故事还是发生的事件，而纪录电影则主要记录后者。从纪录电影我们观照自身、认识世界，留下历史的一片衣角、一丝断响。 在今日世界，作为一种大众传媒与娱乐方式，电影显然属于大众文化形态。但在电影家族中，纪录电影却是人类文化的一份特殊宝藏，它以记录不可复现的时间流程显示出特殊价值。遗憾的是，当西方纪录电影人痴迷地穿越战场、工厂、运动场与北极大陆之际，中国电影人热衷的多是故事片。延安电影队用尤·伊文思(Joris Ivens)留下的机器和胶片拍摄的都是共产党领袖的光辉形象，而纪录电影却迟迟没有出场。1949年以后的电影史上倒有不少“新闻纪录电影”，如“祖国新貌”或“新闻简报”，大多类似新闻，与纪录电影无大干系。 如果说中国纪录片曾经在一个历史时期形成过一点“运动”迹象的话，那应该是90年代中国电视纪录片。本文就文化形态和美学特质对90年代以来中国纪录片进行探讨。 一 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文化格局发生巨大迁移。这一迁移导致中国纪录片内部的文化形态——即纪录片的文化定位所隶属的阶层——演进变化，产生新的品貌。 如果说80年代中国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炽热鼎盛，那么90年代中国则是大众文化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最终夺取话语权。学术衰微，文学危机，电影市场低迷，高雅艺术沉落，而作为亚文化形态的电视异军突起，从电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到电视栏目《正大综艺》、《快乐大本营》，观众参与性节目日益增加，娱乐化、休闲化、感官化趋势勇往直前，大众文化成为中国文化格局中一支不断上升的重要力量。由于大众文化的兴起，带动处于地下状态的边缘文化浮出水面，成为文化格局中新兴势力的代表，虽然它的力量依然非常孱弱。在80年代，自由职业还是一项谨小慎微的选择；而在90年代，自由职业的文化人已经流行为一种时尚。同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占据着无可比拟的媒介优势，用强大政治势力实施宣传战略。与前面几种文化势力相比，精英文化已是瘦弱不堪，在新的文化格局中日益退缩，守据偏僻一角苟延残喘。 纪录片是影视媒介中最具有文化品格的样式，它的文化形态正是总体文化格局分布的具体显现，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主流文化形态，精英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形态，边缘文化形态。 这四种文化形态的纪录片共同构筑中国纪录片的文化格局，品质各异，风格多样，矛盾而又丰富，汇成多元共生的纪录时空。 二 主流纪录片是纪录片政治化的产物，在纪录片史上长期存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执政集团都有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有主流纪录片。 中国主流纪录片也是如此，它所传达的是执政党的声音。以题材划分作品水准是中国影视界业已形成的定理，像重大节日如建党纪念、建国纪念，或重大事件如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江泽民访美、抗击洪水等，或重要领袖纪念日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诞辰，都属于重大题材。政治话语权为这类纪录片提供充足物质保障，用胶片拍摄成为可能，因此，纪录电影几乎大多是重大题材。近年拍摄的《较量》（朝鲜战争）、《周恩来外交风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飞越太平洋》、《挥师三江》（98年抗洪）、《丰碑》、《大江截流》（三峡大江截流工程）、《世纪大典》、《打捞中山舰》等电影和《彭德怀》、《朱德》、《邓小平》、《香港沧桑》、《澳门岁月》等电视片都是重大题材纪录片。其中《周恩来外交风云》是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 《周恩来外交风云》除了开头江泽民的采访镜头剪辑比较特殊外，基本符合纪录片的规范，从外交这一特定领域塑造了一位温文尔雅的共产党领袖形象。这一形象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特征，令同一时期其他专题片和故事片的周恩来形象显得虚假、矫情，在电影院放映的票房也猛然高涨。 然而，就这一类纪录片来说，纪录美学方面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就纪录片本性而言，不少影片违背真实纪录精神，使用故事片镜头，难以名正言顺地称为纪录片。如1996年票房大胜的《较量》描述朝鲜战争始末，却使用了《上甘岭》、《英雄儿女》等故事片镜头未加注明。这就丧失了真实的准则，改变了影片的性质。其次，声画关系倾斜甚至断裂，画面成为文字语言的附庸。大部分影片主观性太强，因急于宣传而通片灌输，解说意气风发、义正词严——这是“假大空”腔调的顺延，却不顾及画面内容，将画面变成解说词的图解。1998年的《挥师三江》是一个突出范例，它以男女双重声音轮番“轰炸”观众耳鼓，不用观看，仅仅凭听觉就可了解主要信息。此类影片不同程度地存在说教特征，这不能不说是纪录片的一种倒退。事实上，《意志的胜利》也许是政治化纪录片的一种典范，它“使许多人聚集在希特勒的奋斗目标之下，在宣传上是一个极大的成功。”（注：[美]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第101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但是，里芬斯塔尔在电影中没用解说词，她的态度隐藏在镜头背后。因此，《意志的胜利》不仅是希特勒政权的政治宣传品，也是一部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纪录片，正如《世界纪录电影史》作者埃里克·巴尔诺所说的，“没有任何一部影片把希特勒恶魔般的本质和把人类的自制心丧失殆尽的情况反映得如此淋漓尽致，里芬斯塔尔的摄影机没有撒谎，它所揭示的真相永远使人不寒而栗。”（注：[美]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第101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