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在中国处于一个很尴尬、很暖昧的地位。它至今还是一个禁果，人们又想去尝它，又怕遭惩罚。如果说这种状况在医学和社会科学界已有一些改变，那么在影视作品中却没有根本改变。人们在涉及性时，还是很别扭、很尴尬、很暖昧，甚至很变态，没有一个健康的心态。 有国外的研究者曾这样描述古代中国人的性观念：中国人总是能够享受性快乐，而从不会有西方人那样的罪恶感。换言之，中国人对性持有相当开放和肯定的态度，虽然自清朝开始（一说是宋朝），公众态度日益将性视为隐私之事，在公众场所从不言性，但是对于深谙此道的人来说，性是一种可以使人身心愉悦、延年益寿的活动。一般来说，按照中国传统的性观念，在性领域中，任何行为都是可接受的，只要不是过度挥霍生命精力。在中国文化中，性既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也不是有罪的事，它是一件有益于健康和人伦因而是很自然的事情。 既然中国古代的性观念是如此缺少罪恶感，如此视之为自然之事，为什么在当代中国性会陷入一种病态的压抑？为什么这个对性没有什么偏见的社会几乎到了“谈性色变”的程度？为什么对所有的影视作品的检查和自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难道说性在当代中国变成了一个与古代中国不同的东西，从天地自然变成了洪水猛兽？ 可能的解释有以下三个，第一是中国古代性观念的改变；第二是集权专制延续下来的禁欲主义倾向；第三是中国文化中固有的压抑个人快乐、以性为耻（而不是以性为罪）的观念。 有专家认为，中国人的性观念并非始终如一的，也并不是一直像古代那么自由、古朴的，而是向着压抑的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在清朝。阮芳赋开列的转变时间表还要早得多，他认为，中国人对性的态度在前4000前基本上是肯定的；但从1000年前（宋代960年）开始变化，变得越来越否定、压抑。 改变中国社会的性气氛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出于革命动机的禁欲主义倾向。像所有最初因理想而聚集起来的党派群体一样，共产党成立之初也是十分强调其道德力量的。而道德领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性规范。为了显示和保持其道德力量，共产党选择了一种严格的性规范，革命者群体内部有着极为严格的禁欲倾向。 斯诺《西行漫记》中说，许多红军战士都是童男，他们对农家女极为尊重，因为红军纪律严明。军官全都不娶妾，也没有情人。如果一个红军士兵使一个女人怀孕，他就有责任同她结婚。尽管有许多反共宣传，“革命军队总是更偏向于过份的清心寡欲，而不是相反。” 著名女权主义学者斯泰希在其关于中国妇女状况的研究专著中也论述过中国的禁欲倾向，她指出：“革命家庭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提倡严谨的性道德规范……革命时期的人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但是他们始终如一地要求把性活动限制在婚内，而从不允许人们的社会责任来干涉它。在整个革命时期，敌人总是把革命党人描绘为性道德堕落的人，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革命党人对这种指责所做出的反应是公开把自己认同于比当代普遍盛行的标准更为严厉的性规范。……军队规定，侵犯妇女是犯罪行为，军队做出有意识的努力，抑制士兵的性冲动。” 除了上述禁欲传统的影响之外，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以性为耻的思想并未退场。它对个人快乐的压抑依然存在。在中国人的性观念中，性是不登大雅的苟且之事，是只可以做不可以说的。虽然这并不意识着完全的禁欲，但这种观念与禁欲的观念也有相当合拍的一面。在传统中国文化中，个人快乐、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一直是被忽略的，或者是被排在家庭价值和集体价值之后的。个人价值同所有其他价值相比都是微不足道、可以被忽略的。如果说中国人在其他方面的个人权利观念才刚刚形成的话，那么我们在个人快乐和个人性权利方面的观念只能说还处于萌芽状态。 近几十年来，革命团体早年的禁欲主义同中国社会中固有的忽视个人权利的观念融和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的性现状，它带有浓厚的清教色彩，这一点在“文化革命”中达到顶峰。虽然在近些年压抑有所缓解，但是远未达到理想的状态。如果我们排排序，可以看出，欧洲的影视作品中，性的表现最自然、最美；美国次之——因为美国有深厚的清教传统，所以对性的感觉和处理还不够自然；中国的情况最差、最不自然、最变态，原因如前所述。由于这些历史和文化的原因，要理顺中国影视作品中的性意识，恐怕还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方向上取得共识，以便大家一起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