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397(2000)03-0055-05 一 中西情节剧电影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电影从整体意义上看，是商品、艺术、文化三位一体的混合物。电影的商品特性离不开电影的艺术、文化特性，电影的文化特性依赖于电影的商品特性，电影的艺术特性包含着商品、文化的特性。尽管电影是艺术、文化、商品特性的有机结合，但是，在电影的不同发展阶段与其自身的演进中，这三者存在着极不平衡的关系，各自具有不同的意义层面。 首先，由于情节剧电影故事情节错综复杂，惊险曲折，扣人心弦，具有极强的观赏性，能获得中西观众的广泛认同。从电影的商品效用上看，电影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其有用性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在实用方面具有娱乐消遣价值、审美观赏价值和认识感知价值。这三者之间，由于娱乐消遣和审美观赏价值是多数电影观众容易接受的，所以富有情节性的电影常常容易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加上这种突出情节的戏剧性电影样式，能够浓缩人生，在有限的时间内传达大量的信息，而曲折多变的情节、紧凑丰富的内容、急促的动作、强烈的戏剧性等都符合多数观众的欣赏心理，由此情节剧电影的产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其次，从文化和艺术特性来看，情节剧电影的形成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艺术影响力。这种本来是起源于欧洲舞台或民间集会上的一种戏剧表演形式，在18-19世纪时颇为流行。最初是一种有音乐伴奏、由演员吟诵的民间小说，后发展为大型戏剧，以后进一步演变为通俗的传奇戏剧，穿插悲剧和喜剧场面，剧情一般都由激烈曲折或缠绵悱恻的内容组成。电影由于其表现可能性和演出的对象的特点，所以很快就同这种舞台演出相结合。就对象而言，电影是一项群众艺术，它通俗易懂、形象性强，比其它艺术更能产生直接的感染力；就其表现形式而言，电影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现在、过去、未来、现实、幻想、回忆可以任意驰骋，思想、感情的激烈斗争也可以诉诸于银幕，这样使情节剧得到了更广阔、更自由发挥的天地。从电影创作者来看，早期的电影编导们一般艺术修养都不高，电影技巧也贫乏，因而早期的世界电影几乎是无一例外地、不加选择地采用了情节剧的模式。 再次，从电影的情节剧模式自身的历史演变过程看，它在中西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情节剧电影真正形成并且获得巨大发展的历史背景却并非欧洲，而是美国。事实上，情节剧电影是同美国好莱坞的兴起相等的，好莱坞电影帝国的宝座，差不多都是用情节剧电影的基石支撑起来的。 当然，注重叙事的情节也是中国人的传统，早期中国电影的影戏观，就同戏剧性情节有关，民间的评书、戏曲等都有一个好听的故事。为了观众的审美需要，一个好故事，对于一部电影的生存至关重要。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好莱坞电影叙事的影响，从2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电影样式主要沿着伦理情节剧模式的道路发展，直到80年代谢晋等人的电影，依然显示出情节剧电影的强大感染力。但是，如果同好莱坞情节剧的发展历程相比，那么，中国情节剧电影，在民族文化内涵、民族艺术风格等方面，确实有许多独特的地方。 二 中西情节剧电影演进历程的差异性与文化意味的多元性 电影作为文化，体现在它从本源诞生之日起，以及在它整个的发展过程中。从电影文化本体看，是人运用电影这一特殊的视听符号系统，所创造现代人的行为方式和行为成果的总和。它体现出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的人的价值观、精神水准和文化意识。早在世界电影诞生之初，法国电影先驱者路易·卢米埃尔创作的生活实景纪录片，如《火车到站》、《水浇园丁》等，都包含了一定的纪实性和情节片段，尤其是《水浇园丁》这部喜剧电影“最早用影片叙述故事的成功为以后的电影艺术开辟了道路”[1]（第16页），但是，卢米埃尔的影片，不仅没有去进一步关注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仅仅限于题材选择、构图和照明的活动照片，由于它的表现手法只是纯粹的平铺直叙，结果把电影引进了死胡同。要想从这种情况下摆脱出来，电影必须应用与其相似的另一种艺术，即戏剧的艺术来叙述故事”[1]（第20页）。因而他还没有为电影艺术的叙事形态创造出真正的范本。而法国另一位电影故事片开创者乔治·梅里爱则除了实现电影的纪录功能外，又发挥了电影的叙事功能，“是他首先把电影引向了戏剧的道路”[1]（第20页），即他把戏剧的剧作功能引入电影，拍摄了许多“魔术剧”，使电影的叙事可能性得到发现。但是，直到英国的“布莱顿学派”及法国齐卡等人拍摄的影片，才对蒙太奇叙述手法有了发展，如齐卡在《一个犯罪的故事》(1901)这部短故事片中，通过犯人的梦境重现了犯罪的过程，犯人被执行死刑时的紧张情景，则使剧情达到高潮，无疑其犯罪和受刑等比较完整的情节成为影片明显的因素。从此，随着欧洲电影的日益发展、演变，情节也就更加成了重要叙事手段的组成部分，并更进一步同舞台上的情节剧结合，形成了情节剧电影的雏形。 在欧洲电影界，尽管早在20年代电影的叙事形式已经基本确立，但是，由于其悠久文明历史的压力和传统文化包袱，其故事片对人文内涵具有浓厚的探索兴趣，而缺乏对现实的观照性，表现手法单调，许多导演只热衷于将有名的文艺作品搬上银幕，电影的叙事形态缺乏创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