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高度互动的传播环境中，资讯的传播速度与层面都远远超过传统的单向式传播，而在诸多的媒介中又以电视、电影包括光碟、录影带以及有线电视、网络等以声像传递信息的视听媒介为时代的佼佼者。但是在为视听媒介能提供如此便捷而影响广泛的传播而欢呼之后，人们迅即发现视听媒介在传播过程中亦能造成误读。 误读， 在英文中与misunderstanding相对应，意即不能得出事物正确的或原本的含义。在视听媒介高速发展的今天，阅听人不能得到视听传媒所传播信息的原本含义，必将引发十分严重的后果。 一、若干误读个案的分析 ①1995年，美国著名导演奥立弗·斯通拍了一部名为《天生杀人狂》的暴力电影。美国的一对年轻人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就开始了一场射杀的狂欢，并由此引发了一宗针对该影片的诉讼案，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奥立弗·斯通的影片诱发了这一暴力事件的产生。（注：参见[美]Mark Miller,Hollywood Goes On trail,NEWSWEEK,1999,8.） ②1997年，震惊台湾、香港、大陆三地的白晓燕被绑架案，歹徒曾经在电话中对白冰冰提及《绑票通辑令》的电影，作案手段相似。（注：转引自董素兰：《传播媒体对阅听人的潜藏影响》，载《民意》1998年7月号。） ③1989年，台湾一对正值青春期的兄妹，趁大人不在家，在客厅的地毯上跟着黄色录影带依样画葫芦，造成尚在念中学的妹妹怀孕。（注：转引自董素兰：《传播媒体对阅听人的潜藏影响》，载《民意》1998年7月号。） ④1988年，国产电影《红高粱》上映，在全国观众中欣起轩然大波，有不少人对这部电影进行了严厉的斥责，把《红高粱》说成是“一部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同时也是一部矛盾百出、胡编乱造的影片。”（注：D.W：《〈红高粱〉是丑化中国人的影片》，载《中国电影时报》1998年5月5日。） ⑤1997年，由话剧《雷雨》改编而成的电视连续剧，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原著中深刻的社会批判主题消失了，悲剧的实质变成了女性情感追求与这种追求的不可能实现的冲突……于是分量厚重的题材变成了通俗、言情的风月故事。”（注：桑宁霞：《名著的思想主题不容背离》，载《文艺报》1997年4月24日。） 上面所列举的个案都是十分典型的误读的现象。 个案①中奥立弗·斯通的《天生杀人狂》、个案②中《绑票通辑令》和个案③中无名的黄色录影带，在制作意图上有着明显的差异。研究电影的人很少有不知道奥立弗·斯通的，他的这部电影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在于，他用一对杀人狂的经历展示了他对电影所造成视觉效果的探索，MTV的拍摄手法、歪斜的地平线、戏剧舞台的布光， 在极短暂的时间里迅速变化画面而达到的视觉轰炸等等。个案②和个案③也不是以教唆人怎样犯罪为目的的，无非是以色情和暴力作为刺激，引诱阅听人潜在的感官欲望，以便获得利益。然而，青少年作为自控力低的人群，却从中看到了实施罪恶的手段和被挑逗起来的淫邪之欲。 发生上述误读的心理原因，在学界往往用“心灵瘘管”论来解释：色情和暴力通过心灵施加超强的刺激，留下的记忆痕迹会在潜意识中形成顽固的通道——“心灵瘘管”，能够摆脱理性和道德监控。这种“瘘管”一旦形成，每当人有类似的骚动和刺激后需求发生时，就会避开理性和道德的控制，而接通色情与暴力所留下来的“瘘管”，重复同样的行为。视听媒介，尤其是电影和电视，由于具备形象生动的再现功能，容易对阅听人产生巨大心理冲击力，因而经常会导致实施类似的偏误行为。 在国外，由视听媒介造成的青少年色情与暴力的误读，已经成为传播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在我国，电影电视的播放与制作都对色情和暴力成分有严格的限制，但盗版淫秽暴力录影带和光碟造成的青少年的不良误读也越来越严重。 个案④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意义上的误读。电影《红高粱》的导演张艺谋曾多次明确表示过他的拍片意图：“我这个人一向喜欢具有粗旷、浓郁的风格和灌注着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作品。莫言的小说《红高粱》的气质正与我的喜好相投。那高梁地里如火如荼的爱情，那无边无际的红高梁的勃然生气，那些豪爽开朗、旷达豁然，生生死死狂放出浑身热气和火力、随心所欲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欢乐的男人和女人们，都强烈的吸引着我。这部影片表达了我对生活、对电影的思考，是一次真正的自我写照。”（注：刘炳琦、刘国梁：《生活艺术民族精神——张艺谋就电影〈红高粱〉答本报记者问》，《光明日报》1998年3月15日。 ）“我就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爱就真爱、恨就真恨，大生大死，大恨大爱，我就是要赞美生命的纯洁……发乎自然，合乎性情，坦坦荡荡，”（注：周友朝：《张艺谋谈电影〈红高粱〉》，载《大西北电影》，1998年第4期。 ）张艺谋表白的导演意图与个案④中的批评相比，两者相去甚远，仿佛讨论的不是一个作品。 那时候的观众，多年来受传统电影单一僵化模式的熏染，对张艺谋技巧与思想方面都显示出极其前卫特征的《红高粱》，很难准确阅听。在技巧层面，《红高粱》第一次把仅属背景的——高梁——自然景物，渲染得如此浓烈：当“我奶奶”牺牲时，更是大胆使用象征手法，将天空中的一轮红日变成了黑太阳，这些电影技巧在视觉方面都对长期惯于欣赏现实主义电影，讲求象生活一样真实感的观众，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红高粱》也时时透露出反传统的思想，几千年来遭人唾弃的“野合”，成了张艺谋歌颂生命与人性的象征，一段抗日的历史被用“恶作剧式”的而不是严肃认真的态度讲述出来，抗日英雄和农民也一改往日高、大、全和朴实憨厚的传统形象。观众对《红高粱》的误读更多的是来自一种对突破原有模式而带来的无所适从的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