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早就拜读过刘恒先生的小说原作，也看过早些时据以改编拍摄的影片《没事偷着乐》，且对增扩内容的这部电视连续剧也不能说不熟悉，但我还是感到，要想准确评价它，并非易事。赞扬《贫》剧如何贴近现实生活，以及称道梁冠华等诸位演员的表演艺术，或者就该剧故事、情节、细节构思及其表现艺术发一通议论，似乎是没多大必要了。该剧在外地播出时，便备受赞扬；据说在四川，一到播出时间，连喜好摆龙门阵的人都跑回家，向张大民去学“嘴功”去了，着实让茶馆生意清淡不少。 使我感兴趣并认为颇值得探讨的课题是，《贫》剧思想艺术成就之根在哪里？它对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有哪些美学意义层面的启示？ 电视剧艺术和电影艺术一样，都有着所谓“照相本性”。这又成为“逼真再现”和“复制生活现实”影视美学观念的立基之本。然而，在这一美学观念支配下的影视创作，倘若运用不当，就十九陷进所谓“生活流”表现形式的泥淖。从审美效果看，是平淡乏味，几无观赏可看性；从美学理论上说，正应验黑格尔老人所说的：“靠单纯的摹仿，艺术总不能和自然竞争，它和自然竞争，那就像一只小虫爬着去追大象。”（《美学》第一卷第54页，朱光潜译本）所以尽管生活流式的电影的确出过佳作，但这类作品无疾而终的也不在少数。因之作为最大众化的艺术表现形式的电视剧，似乎在我印象里从来就没有一位导演宣称要搞“生活流电视剧”的。道理很简单：电视剧最需要的，是在悬念和悬念艺术中展衍能吸引广大观众的富于戏剧性的好故事。而“生活流”艺术美学观念，恰排斥这些。《贫》剧的出现，一度让我怀疑起上述固有美学观念的普遍适用规律性来。因为不论剧作结构形态，还是画面表现形态，《贫》剧都予我逼真复制现实几达百分之百的感受。它把普通百姓升斗小民的生存状态，似乎毫厘不爽地搬上了荧屏。然而却取得了极好审美效果，张大民一家人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迅速为千家万户关注，甚至剧未播完，即有不少观众把张大民和其饰演者梁冠华等同，致函通话倾诉自己苦衷了…… 这真好像是艺术创作实践和艺术美学规律“相悖”的奇妙现象出现似也！照常理，太实在的逼真再现是难以取得高层次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其原因在于，包括电影电视剧在内的几乎所有门类的作品，其艺术审美快感，很大部分要来自欣赏者在审美感受过程中的想象联想等再创造，因此为欣赏者留有这种再创造余地，对于“一览无余”的直观可视性的影视艺术就格外重要了。那么，《贫》剧突破这一美学规律了吗？ 在我看来，《贫》剧的“逼真再现”，是立基于“以有限现无限”上的。它通过解剖并展示张大民一家，描绘出千千万万与之大同小异的中国普通百姓家庭和小人物们的生存状况，从而含蓄地表现了深邃的思想内涵和模糊性的立意。通过家庭写社会、时代乃至民族历史嬗变之作数不胜数，此种艺术角度亦算不上创新。刘恒先生高明之处在于，他揭开张大民家那不大的屋顶后，把艺术之光聚焦于张大民，自始至终逼真再现其一举一动，这诚如老托尔斯泰所说：“艺术品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应当有一个焦点才成……所有的光集中在这一点上，或者从这一点放射出去。”《贫》剧虽是20集电视剧，但说它是一幅幅张大民不同表情的特写镜头长卷之画，并将其名之曰《中年都市父亲》，似也未尝不可罢！ 清代绘画理论大家笪重光说：“空白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贫》剧成功之基，即“真境逼”地再现了张大民“这一个”及其全家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但对其为什么会如此，却“不著一字”，为观众留下了巨大的审美再创造空白。这当然是刘恒先生的极聪明处，他深得思想与艺术表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之三味。不是说现实题材“不好写”吗，不是说社会学原则使影视创作受制约局限与年俱增吗，那就向刘恒先生老师学习罢。甚至从张大民身上汲取些精神动力罢。我不知道刘恒先生有没有像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样拍胸脯子说“张大民就是我”，所以不敢断言他是否从“张大民精神”中获取了幸福写作的灵感，因而愣在“不好写”中写出了这让上上下下都皆大欢喜的佳作。但我敢断言《贫》剧并未有突破固有上述美学观念。有力佐证即张大民这一艺术形象塑造，在本质上绝对不是对现实生活的逼真复制实录。 称道《贫》剧是逼真再现当代现实生活，赞誉它是“现实主义佳作”的评论已有不少。但管见认为，至少在张大民形象塑造上，或者说在“张大民精神”表现上，恐难将之归入现实主义队列之中。张大民太理想化了。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王大民李大民们，坚忍，若有张大民的一半儿的一半儿；那乐观主义心态，若有张大民的一半儿的一半儿，兴许就用不着时时刻刻去强调“稳定”之类口号了。然而，设若中国老百姓十分之九都有了“张大民精神”，恐怕反腐败之类便成天方夜谈……。刘恒先生怀着悲天悯人的善良，为小人物生存状态的改善，塑造了张大民，借其传达出的精神信息，跃出荧屏和电视机前的升斗小民们的心灵似乎是沟通了（这也难怪当张大民～梁冠华热线电话开通后即铃声不断。）然而，这说明人们具有“张大民精神”了呢，还是欠缺？这些权且不说也罢——仅只张大民的“贫嘴”本事，照我看即以善侃闻名的北京人里，恐怕能学到家的就未必有几个，遑论外地人。而没有了这贫嘴的本事，坚忍儿和乐观主义又如何有所附丽而能存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