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意 《我的1919》是一部独特的影片。它表现的是一件封存已久的往事，即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这是在近代国际外交风云中，中国面对西方列强发出的第一声呐喊。尽管这声音确实微弱单薄，但是，它毕竟是自1840年至1919年长达80年间中国外交官第一次挺起脊梁。 重要的不是事件发生的年代，而是事件被讲述的年代。任何被突然回忆起而又得到广泛传诵的历史在本质上都应该被看做是当代史。《我的1919》具有一种国际化现代化意识，是在“冷战”后特殊的国际环境中，中国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的根本国策的必然产物，适应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全面融入世界的发展趋势。它代表了面对当前纷纭多变的世界发展格局中中国人民的心声：中华民族尊重世界各个民族，也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在任何时候都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决不屈从于任何霸权主义。 当讨论这部影片的剧作时，我关心的主要不是历史实际发生了什么，而是这段历史被作者采取什么方式回顾和再现。 这部影片选择的是一个特定的视角，即通过中国政府参加“和会”的代表顾维钧回顾历史。但是在本质上并不是个人记叙，而是以个人回忆的形式叙述民族的集体记忆。 任何记忆对于历史而言都是重构而非再现，正是这些重构，透露出作者的思想、观念、情感和幻想。但是，任何完全个人化的想象都不值得通过电影表现。任何单纯抽象的理念的形象化，都难以持久地凝聚观众的视线。一部成功影片折射出的观念必然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体的。它必须暗合观众的心理需要。 民众对于被表述的历史的关注点不会一成不变。这部影片强调的是中国人的尊严，它包含两个方面，既是民族和国家的尊严，也是每个中国人作为个体面对世界时渴望得到的尊严。 在过去的一些影片中，个人的尊严往往被民族尊严所掩盖，它倡导的观念是：只有国家民族有了国际地位，作为集体中的一员才会得到尊重。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一直是主流意识，至今影响甚大。但是现实总是要修正既定的观念，有时这种修正是通过电影形象悄悄地进行。这部影片的基本立意与传统观念稍有不同：每个中国人在国际交往中如果都能争取到自己的尊严，作为这些独立个体的集合——中华民族才有可能获得完整的民族尊严。 这种观念的产生无疑有着现实根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封闭的国门向世界敞开，中国人的国际交往逐渐增多，许多中国人都会发现，作为自己的祖国——中国，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敢小视的。但是，每一个中国人作为个体，并没有因此获得足够的尊重，普通老百姓与外国特别是西方人接触时，经常会感受到一种潜在的歧视，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令人倍感压抑。因此这部影片的作者试图通过形象启示中国人，既要维护民族尊严，又要维护个人尊严，既是应该的，也是可能实现的。 影片寻找到了一个形象来承载观众渴望的双重尊严，那就是顾维钧。编导的设计是：让他在具体历史情境中成为民族化身，观众与他认同，就会产生民族自豪感。作为个体，他以鲜明生动的个人魅力吸引观众，只有与他认同，压抑的精神才可能得到解放。 当顾维钧叙述历史时，使用的电影手段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旁白是主观的，这样比较方便地把观众带到以顾维钧为中心建构的历史氛围之中，从他的角度感受世界。 但是编导设定的影像构成却是采用全知视点进行客观描述。因为作为电影的主观视点，需要遵守的原则是，不仅提供视点的人物必须在场，而且要以摄影机代替他的眼睛去观察。这种局限是编导不愿意承受的，要想多角度展现事件内幕，只能采用全知视点。 人物形象 顾维钧的形象是这部影片的关键所在，整部影片的众多人物形象，是以他为中心设置的。这显示出作者的创造性。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他是一个弱国的级别较低的外交官，本应无足轻重，但是，他被设计为一位颇有影响的重要人物，远远超过了他实际的社会地位。 作者如果偏爱自己的主人公，就会不由自主地将他理想化，这个人物形象的成败均与这种理想化密切相关。他的性格设计得颇具电影化，他是一种主动性强的人，在关键时刻总要有所行动，而且具有一种不顾后果、勇往直前的精神状态。因此围绕着他，总是能够发生冲突。与他相比，陆征祥外长以及其他几位中国外交官则基本没有安排什么动作，只能作为顾维钧的陪衬。 顾维钧与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的关系是按照不打不成交的模式设置的。在这些外交磨擦中，他们各自展现了性格中最具魅力的一面。顾维钧的性格设计特点是，他在外交事物中的斤斤计较，而且是公然违背上级——外长陆征祥的意愿，与克里孟梭暗中较劲。这反而赢得了对手的注意和欣赏。使之从居高临下的大国外交向趋于平等的私人外交转化，在顾维钧到医院看望克里孟索时，两人甚至发展成推心置腹的私交。 这里的理想化表现为，顾维钧就外交事务而言，尽管不辱使命，但是也没有太大成就，但是就其个人交往而言，他把国际政治舞台成功地变成展示个人魅力的场所。观众如果还能够对于中国节节败退一让再让的外交活动兴趣盎然地看下去的话，正是依赖这种转化。他们喜欢这位在为民族利益据理力争的时候，获得国际社会外交界普遍尊敬的年轻外交官。显然，在主权问题不是普通观众关注的重点的今天，个人是否能够得到尊重与观众个体联系更紧密。 但是，显然作者过多地使用了一种模式，那就是，每当顾维钧有所行动，总是出现旁观的外国人士发出由衷的几乎不加掩饰的赞誉。如，克里孟梭对顾维钧说：“威尔逊总统总是跟我提起你。他对你赞不绝口。有你这样的年轻人，中国的未来大有希望。”这从语气到用词都很不得体，很难想象一位大国总理会赞扬一位他看不起的弱国的无名之辈。这对于以顾维钧本人为叙述者的影片来说，听起来倍感生硬，颇有自吹自擂之嫌。显然作者在假克里孟梭之口为顾维钧做鉴定，以引导观众，未免急功近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