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片 自《孤儿救祖记》开创了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社会题材创作的先河之后，一时间各制片公司也群起仿效，社会片由此大盛，由于其对现实投入了普遍的关注，遂引起当时广泛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社会片，基本上是在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遗产和教育问题，如《苦儿弱女》、《好哥哥》、《小朋友》、《一个小工人》等影片；一是妇女问题，如《玉梨魂》、《最后之良心》、《上海一妇人》、《可怜的闺女》、《盲孤女》、《小情人》等影片。长城画片公司成立后，聘请侯曜创作拍摄“问题剧”，其主旨在于“移风易俗，针砭社会”，因此在本质上也是社会片，如《弃妇》、《摘星之女》、《春闺梦里人》、《爱神的玩偶》、《一串珍珠》、《伪君子》等影片，片中“均含有一种主义”，作者提出了各种人生问题，对于社会作出诘难。此外，在明星公司的影响下，其他影片公司也拍摄了一些社会问题影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人心》、《娼门之子》、《小厂主》、《难为了妹妹》、《苦学生》等。 1927年至1931年间，在古装片、神怪片的创作高潮迭起之际，反映妇女问题的影片虽占据了社会片创作的主流，但就其整体创作而言，则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地位，五年间妇女问题影片的总产量不足四十部，占不到同时期全部影片产量的六分之一，如《挂名的夫妻》、《二八佳人》、《血泪碑》、《杨小真》、《血泪黄花》、《娼门贤母》、《恨海》、《红泪影》、《玉人永别》等。此外，洪深创作的《卫女士的职业》、《爸爸爱妈妈》，欧阳予情创作的《天涯歌女》等影片，也触及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因此也可归入这时期的社会片行列。 社会片表现出了如下的类型形态： （一）、家——父母／子女——社会关系的亲密性 父母与子女的矛盾关系通过家庭内部的整合过程被加以放大而成为社会问题，若整合出现失败，将引起某种危机感。社会只能提供一种终极的关怀，而只有“家”才能担当反应的承受者，因此“家”在这一循环关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请看下图： 影片1 2 《盲孤女》 翠英被迫从家出来,遇救,在小奎的帮助下 欲寻死 眼复明 《人心》厂主迫其子与张丽英分手 丽英请来驻军解围 《小厂主》 厂主在一怒之下逐子出门 其子隐姓埋名,暗中保护 船厂 影片 3 《盲孤女》 与小奎喜结良缘 《人心》夫妻团圆 《小厂主》 父子和解 在上表中，如果我们按1——2——3这个顺序来读， 它显示出一部影片的正常时序进展，如果我们垂直来读，就会发现，在“1 ”这一栏内，都表示出了对于家的过分看轻，一个原先非常温馨的家，由于某种原故，“家”遭到毁灭或家庭内部出现了分化，这预示着“家”将面临危机，这一危机感的迫近，在二十年代的影片中是通过如下方式来实现的： （1）、家由于战火等原因而整个遭到毁灭， 譬如《好哥哥》一家人被迫走出“家”之外。 （2）、父与子或母与子之间因为某种价值观的不同而出现矛盾，一方被赶出家门或被迫离家。 在垂直栏“2”内， 我们看到了家在遭到破坏之后所显示出来的某种整合的努力，即一方虽遭到不公平待遇，但在危难之时，不计前嫌，而能够伸出援手；或一方虽遭不测，但心怀美好，而能救人于紧急时刻。这种整合实际上是一种关系的重新调整，显示出了二十年代社会片中所存在的如下关系： 1、父母或父处于缺失状态，使“子”直接与社会发生关系， 但“子”在流浪过程中，会被纳入到另一“家”中，关系被假性恢复。 2、父／子、母／子关系前后发生变化。 3、子与家庭内部或外部其他人的关系。 由于上述关系是在一种较为稳定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在关系的两端，为我们提供了较为“类型化”的人物： 1、父亲形象：在二十年代的社会片中， 父亲常常是作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而又带有某种偏执性格的长者形象出现的，其地位不可侵犯，他最终会以宽容的姿态重新接纳其子入家，显示出创作者对于家长的维护用心。 2、后母形象：后母一直是作为一种“凶恶、苛刻、 心怀叵测”的形象出现的，很少会象父亲一样在影片的进展中发生态度的变化，她始终如一。 3、恶人形象：往往被创作者设计成“贪财、奸诈、不择手段”， 最终或被消灭，或者良心发现而吐露真情。 4、弱子形象：这是一个被遗弃者的形象，在被遭到抛弃之后， 弱子要经历一个过程，先是受苦，而后被一好人收养，在其教育之下，最终经过一番波折，重新回归家里。 5、妇女形象：被定义为“柔弱、顺从而又坚强、心地善良， 具有封建传统观念下一切美好的道德”，她以主体或帮助者的形象出现，是封建大厦的“砖石”，以“默默无闻”的奉献，使家得以重建。但她并不是始终不变的，其实早在侯曜的影片《弃妇》中，弃妇的形象便与上述略有不同，她虽然被抛弃，但踏进社会自立谋生的行为，使其具有了主动性，而不再一味被动，她的斗争、努力，使她成为逆来顺受的旧式妇女和获得自由解放的新型妇女之间的过渡型形象，反映出中国广大被压迫妇女初步的觉醒和反抗。这一形象的改变，具有重大作用，不仅标志着中国职业女性开始诞生，并且改变了原先影片所固定下来的叙事状态及结构，她拒绝回“家”，破坏了原先的正常循环，从而对妇女的地位及其权利提出疑问。然而，这种类型形象在二十年代还很少见，充斥于二十年代社会片银幕的，仍是上述旧式妇女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