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传统文化一维来探讨中国电影发生、发展的面貌，并特别强调传统文化对中国电影的整体影响，这是本论文的基本出发点。本论文试图从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梳理起步，在对古典文化中与电影艺术演进有着密切关系的“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注：参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 ）两大文化传统细化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电影传统的两大分野：戏人电影与文人电影，为进一步研究中国文人电影做一个初步的工作。 对古典文化传统的梳理 讨论百年中国电影，也许最不应该忽视的是传统文化对电影这个现代媒体的影响。 1905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注：《中国电影发展史》认作《定军山》的拍摄时间为秋天，有误。依弘石考为春夏之交的一天。见《任庆泰与首批国产片考评》，载《电影艺术》1992年第二期。），当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第一次欣喜地站在那个当时还称作“活动箱子”的摄影机旁，技师刘仲伦第一次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摇动起这个机器时，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在胶片上感光的却是京剧《定军山》。在这一极容易被看作是一次偶然的行为上，似乎不应该忽视它的必然性。当风景、时事、滑稽短片在中国银幕上大行其道已十年，并越来越遭到观众的厌弃时，与一个深厚的传统文化结缘的京剧走进了电影。史学家提醒人们也许不该忽视的是此举的象征意义：“中国人自己一开始拍摄电影就与本民族的文化教育艺术联姻，无论如何是一种积极的历史现象。新兴的外来艺术形式，在民族传统艺术中汲取生长的营养和依傍的力量，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注：《中国电影发展史》认作《定军山》的拍摄时间为秋天，有误。依弘石考为春夏之交的一天。见《任庆泰与首批国产片考评》，载《电影艺术》1992年第二期。）这一事实可能会成为一个永远的提醒：中国电影的发生与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这似乎是一个不需要多少论证的命题。事实上，近百年来传统文化这只无形的手一直潜在地支配着中国电影的面貌和特质。 电影作为一种纯正的舶来品、一种现代媒体，其生成、发展一直与域外的异质文化结缘。由中国人自己拍摄第一部短片《定军山》时，中国观众已看了十年的外国短片。资料显示，1896年到1937年在中国发行的外国影片共有5058部，而到1937年国产影片数量不过1144部，仅占上映影片总量的约18%（注：资料出处：《在华发行的外国影片目录》，载《中国电影研究》第一辑。转引自刘成汉《电影赋比兴集》，（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一版P166。）。而美国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前半个世纪的电影市场中又占有绝对的地位。“中国解放前的电影市场，五光十色的好莱坞作品遮天蔽日，拥有绝对的优势，上海豪华的高级影院，都由美国制片公司踑踞独坐……”（注：柯灵：《从郑正秋到蔡楚生·蔡楚生选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6 月第一版。）中国电影的生长、发展与域外电影文化有着相当明晰的关联，也就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文化语境中，任何一种艺术种类或媒介的基本面貌都是由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当时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语境等三维文化的交互作用和共同影响而决定的。但是作为一个与外来文化广泛交流的时代，人们对这一个时代的文艺似乎更关注于外来文化的强劲撞击。不妨先看一下与中国电影同时发轫的中国现代文学（注：中国电影虽起步于1905年，1913年郑正秋与张石川合作拍出《难夫难妻》，但形成一个叙事影片的完整概念应该是10年代末与20年代初的一批长故事片的拍摄。而此时中国现代文学胡适、陈独秀扯起的“文学革命”的大旗正猎猎飘扬。中国电影与现代文学具有相似的时间段与文化语境。可以把它们理解成为一个时代里并肩长大成人的姊妹。）。在许多人的观念中，人们对现代文学的感受一直是它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断层”与“决裂”。这样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人们往往注意中国作家对某些外国文学的形式技艺或思想观念的模仿，而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另一种情况；域外文学只是提供一种与具体表现手法无关的新的文学观念，由此诱发出追求革新的文学运动；在此期间，中国作家无师自通地转化了传统文学形式。”（注：参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 月第一版。）中国文化未来的走向，显然而且也必然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不论什么方向的风吹雨浸，决定这块土地物种面貌的仍然是这方水土。 著名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建立起一个被人广泛赞誉的、具有方向性意义的起点，也是他“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题目之一”（注：《序言·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即五四新文学与古典文化的联系。中国古典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无论如何都不会摆脱的强大背景。在普实克所有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中，都敏锐地觉察到古典文化在五四新文学上产生的复杂的历史回响。其实标明这种联系并不是特别重要，普实克的意义在于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审视中，为我们梳理出的被美国学者李欧梵称之为“准传统”的两个重要的文学系统，在于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进一步细化的分解： “传统的中国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这正是他着力研究的题目）所具有的多样性、自发性、艺术创造性和不断增长的活力，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忽视所谓的士大夫文化教育——其道德影响、其语言的精确性以及表达上的技巧和复杂性。”（注：《序言·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