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流电影理论 新主流电影理论并不是那种体系严密的理论，它实际只是一群年轻导演和策划人企图改变现状和发现中国电影生机的而发出的良好愿望。它的提出不是为了发动中国电影的一种风格革命或者是某种意义的国际化运动。 这种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达成以下三个方面的努力。 一、新主流电影试图在中心位置的电影、以政府公益为转移的主旋律电影、主流商业电影、处于边缘位置的电影、以电影节为转移的影片、以个性原因为转移的影片之间找出一种合适的演变途径。为了避免“左边”和“右边”两者似乎天然具有的交流上的困难，避免以任何借口导致影片素质的下降，“新主流”主张寻求这种途径。“新主流”不希望“左边”和“右边”两个方面进行无原则的妥协，而更加在意选择保持作品完整性的立场。 二、新主流电影希望在独立制作和制片厂体制中找到一种务实的合作方法。“新主流”希望实施对于风格多样化的一次全盘地真诚地提出，并且依此展开大范围地讨价还价，其中包括电影制片厂、独立制片人、独立的导演个人。目的在于减少制片厂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弊端，如成本的高昂、效率的低下、策划上的落伍和官僚主义，使独立制作一直以来所遵循的市场的标准，变成实际的刺激和催化。实现制片厂和独立制作的一种有效的流动，以使中国电影机制逐渐合乎市场化的条件。 三、新主流电影准备迎接WTO的挑战。 我们注意到上海和北京都在倾力完成电影高科技与世界接轨的使命，我们高兴地看到《紧急迫降》、《冲天飞豹》的拍摄所达到的高科技的水准是中国前无古人的。两部影片所受到的赞扬是相称的值得的。 《紧急迫降》号称150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160 万（左右）美金，对于美国来说只能制作一个符合圣丹斯电影节放映的影片或者其他低成本独立影片。而我们却制造了一部质量水准不错的大片。这种影片有它的气势，可以代表中国国产电影技术的最高水平（之一）。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类似《紧急迫降》的影片，恐怕也只能少量地拍摄。我们自己建设的电影高科技产业，也还可以作为对海外相关作品的来料加工被加以利用。因为成本费用的低廉，一些海外的定货将提高中国电影高科技设备的使用机率，使其获得某种加速折旧，对于这种行业的发展自然会有好处。那时，中国电影高科技行业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将扮演积极的角色。 中国自己的高科技电影只能少量拍摄，因为它们不是或者很难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民族电影，在世界范围内这种电影的发行并不乐观。国际电影市场对于中国电影的吸收量是很有限的。尤其是面对“好莱坞式”的商业影片，结果更加如此。所以，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成本的中国商业电影，仅仅依赖中国自己的市场，并不现实。 中国电影对于世界来说更重要的意义不在于达成“一笔笔买卖”而是（民族性的）文化传播和（国与国、人民与人民间的）交流。对于中国的文化产品，其交易规则只能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因此，不能借助“好莱坞式”的方式，而是借助中国人的传统、属于中国人的创新、中国人的真情实感、中国人的风俗、中国人的游戏规则，在符合传播学的一般规则的基础上，保持比较低的成本，才能依此制定国产电影（在WTO后）的一般战略。 新主流电影十分重视这种研究和亲自实践的成果。 中国青年电影和新主流电影 上海年轻的电影人提出制作新主流电影的主张，快要接近一年了，有人已经担心会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结果。在这一方面，上海似乎显得漫不经心，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期待。不过任何见缝插针式的努力确实在一直不间断地进行着。 在评论界议论纷纷中，中国青年电影作品研讨会于1999年11月下旬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不仅仅有全国电影评论家积极地参与，也有广电总局领导和电影局的领导到会祝贺。会议开得很平静，很随和，没有电影运动即将到来的躁动和热烈，无论有无焦点，也无论是否各说各话，总之，会议的气氛心平气和。 在上海还没有拿出自己具备“新主流”制作方式和艺术特征的作品时，“新主流”作为一种中国青年电影现象已经正在进入实践阶段。 此次青年电影作品研讨会是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发起的。北影在1998年到1999年间已经有计划地开展了“青年电影工程”，目的是为中国电影的交接班打好人才基础。这一计划广泛邀请全国青年导演参加，作为互动，许多青年创作人员已经对该计划表示了很大兴趣。北影这一次斥资号称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乘着新世纪的开端可以比较充分地实践一次中国低成本电影的集群创作。尽管低成本有种种弊病；低成本虽属不得已而为之，但却在客观上焕发了创作者的本能、想象力和事业心，也许有助于中国电影实现一次多元化的飞跃。低成本的方式最适合年轻人，因为它是一种与青春和体魄相关的制作方式。因为是低成本，所以大概也难免广种薄收，美国独立制片的经营方式也同样。只要其中几部影片营利就可以保住整个活动的成果。 北影的计划在上海青年导演发表《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的同时或者稍早就已经悄悄展开。以180—220万元人民币（每部）的方式，制造一个低成本电影操作的黄金时期。北影动用或者即将动用中国“第六代”导演或者稍晚毕业的多少有一些知名度的导演，他们主要是漂移在体制边缘的一批电影学院毕业的电影人如路学长、王小帅、管虎、何建军等，把资金交给他们来共同完成这个工程。这个行动的魄力足以为圈内人士注目，正在实践的结果也直接显露这种行动的有利的意义。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和矛盾，值得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