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1995年国内影院开始引进域外影片特别是好莱坞“大片”以来，国内电影市场似乎就未曾断绝过“狼来了”的或大呼惊叫或忧心忡忡，事实上，对好莱坞“大片”的引进，正如当时人们的初衷一样，为激活疲软的中国电影市场确实曾起到过一种所谓“鲶鱼效应”，但与此同时，这些“大片”依恃其大规模制作给观众带来的视听奇观，迅速成为电影市场份额战中国产电影的一个强大竞争对手，其喧宾夺主咄咄逼人的巨大声势，令这些年来的中国国产电影黯然失色。据新影联负责北京电影市场运营的高军介绍，在1998年的北京市电影票房总额中，国产电影所占的票房份额仅占40%—45%，而作为进口的“大片”，只一部《泰坦尼克号》，就在国内创下近13亿元的票房收入，难怪乎面对该年度好莱坞“大片”的横冲直撞，有人惊呼中国国产影片一如《泰坦尼克号》中的“冰海沉船”，几乎已到了“濒临危亡”的困窘境地。 与国产影片市场行情总休黯淡的境遇相比，更令人心寒的还应算青年导演的电影作品，在40%—45%这一可怜的份额中，1998年青年导演的影片仅占5%，甚至更少！换句话说，中国青年导演的电影作品， 即使在所谓“濒临危亡”的国产电影票房总额中，也仅分得10%多一点的“一杯羹”。中国青年电影在电影市场上的惨状，简直已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凭心而论，青年导演的影片在票房收入上的不如人意，与中国电影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所遭遇的各种外在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重要关系，一边是“长沙会议”以来一系列国内电影运营政策的相继出台带来了国内电影市场的机制剧变，一边是上述域外影片特别是好莱坞“大片”的相继引进使中国电影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加上当下社会各种大众娱乐媒体对国内文化市场的瓜分蚕食，进入九十年代，包括青年导演影片在内的国产影片在遥想体制改革即将带来的恩泽的同时，更多的时候，无疑是在经受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痛苦煎熬。 然而，在机会均等的市场面前，中国电影在与“彼岸之狼”和媒体瓜分的市场战中，依然时有骄人成绩，远的不说，近些年来为业内人士津津乐道的“紫禁城现象”即可明证。中国电影这些不时冒出的“票房大捷”，一方面说明中国电影在体制剧变和竞争激化的大势之下，完全可能凭借自身积累的深厚、大众心理的相对谙熟等诸多优势在国内市场抢占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亦反证了中国青年电影本身在市场竞争中尚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和症结。 二 九十年代青年电影在理论界引起大家的热切关注，最早应数九十年代中期的所谓“第六代”电影。尽管此前的1993年已经有同属“第六代”的《北京杂种》在瑞士的洛迦诺电影节上捧得大奖，但作为国家体制内的第一部“第六代”电影，《头发乱了》可谓是“第六代”的滥觞之作。《头发乱了》讲述的是一位年轻女大学生叶童在阔别北京二十多年后重回故乡寻找儿时之梦的一段生活历程。影片开头，女主人公关于对当下喧嚣驳杂的城市生活的厌倦困惑的一段独白，实际上也反映了“第六代”的管虎们的共同心绪，然而，童年玫瑰色的梦幻记忆不再重显，儿时两个最要好的小伙伴卫东和彭威迥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和生活信念（一个是片儿警，一个是摇滚乐手），让“寻梦者”的叶童立即作为二者共同的欲望客体，陷入了一种面对两个不同男人（实际上也是两种不同人生信念）的苦痛和尴尬之中，在经历了一番爱恨情仇的胶着折磨之后，叶童在城市灰蒙蒙的天空和列车的喧嚣穿行中挥泪而去。从市场的角度分析，应该说《头发乱了》其实有它自身的“卖点”：文革浩劫的共同创伤记忆，“一个女人两个男人”的标准情爱纠葛，国人对当下剧变时代的共同人文困惑……所有的这一切都意味着《头发乱了》理应拥有不错的票房收入，然而，作为“第六代”的重要一员，导演管虎似乎对这一切并不是十分在乎，对“五代”屏壁的跨越、突破的急切期待，直接促使他们迷恋于对一种迥异于前的“新风格”的追求：自传式的影片取材，情绪化的影片人物，拼盘式的镜像语言、MTV 式的镜头快接方式，摄影镜头的激情晃甩，大段大段的摇滚音乐演唱，这一切无疑营造出了“六代”们在出道之初便心向往之的一种浓烈的失落、焦躁和茫然情绪。可是，国内普通观众所一贯感兴趣的影片情节却因为创作者对影片情绪的刻意追求而被忽视甚至湮没，影片叙事上的单薄直接导致了观众对影片故事真实性的怀疑，由此，影片主要人物的喜怒哀乐失却了坚实的生活支撑，自然也难以激起人们的情感共生，加上影片几个主要人物社会职业的边缘性，《头发乱了》也就自然逃离不了“虚假”的否定性评价，从而在国内电影市场中如泥牛入海，杳无波澜（北京市票房总额才几万元）。 与《头发乱了》一样在国内市场上命运乖舛的应该要数“第六代”的另一名重要导演娄烨同期推出的《周末情人》，即使是在今天，人们也丝毫不会怀疑该片片名所具有的商业召唤力，影片同时具备了《头发乱了》几乎所有“卖点”因子，导演娄烨也曾经表示：要“真诚”地表现“一拨人”的当下真实的生活状态。然而，如出一辙的创作追求，使《周末情人》根本未有逃出《头发乱了》的先期已被验证的失败（北京市票房总额不到一万），颇具叛逆精神的摇滚乐再次成为“第六代”影片的一致商标，“碎片”式生活幻影依然故我地在有限的银幕容量中大行其是，尽管影片开头女主人公一段长长的“回答采访提问”式独白为影片叙事增加了一种缘于“听我遥想当年”的真实可信，然而，影片中的拉拉和阿西对“周末情人”李欣的争夺以及由此引致的一场砍杀，在广大观众看来也只是当今社会上少数边缘人物的“痞子行为”，“用新鲜的嘴唇讲述古老的爱情”的美好希冀，换来的恰恰是大声呐喊后口干舌燥却无人理会的尴尬失落。 如果说过去和现在人们对当年“第六代”影片在票房收入上的惨败原因的探讨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自说自话，那么，接踵而至的《被告山杠爷》恰恰是一个最有力的明证。作为青年导演，将毕业于中戏的范元归类于“第六代”似乎有些勉强。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范元的《被告山杠爷》在叙事上表现出了迥异与管虎、娄烨影片的成熟、老到，尽管人们可以对该片镜头语言的陈旧呆滞不以为然，影片也没有现代都市的浮华和备受观众青睐的三角情爱，但是，一个活脱脱闭塞山村村长的饱满形象却让当时的电影观众至今记忆深刻。出身中戏的范元以他对影片人物的聚焦式关注和对故事讲述的精雕细刻，征服了近百年“影戏”传统培育出来的大众观影心理。杠爷在堆堆坪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导致的走向监狱，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尽管杠爷的命运结局直接由他少不更事的孙子引起这一戏剧性安排因为缺乏应有的铺垫，显露了影片在局部叙事上的疏漏，但是，影片老老实实的封闭式情节和对人物形象的立体展现，还是为影片赢得了成功，加上影片故事本身触及中国社会“人治法治”这一普遍性社会课题，《被告山杠爷》能在当时青年电影中脱颖而出自然也就属于情理之事（北京市票房总额20多万）。 因为一大批国产电影的相继卖座，1997年被人们称为“国产电影年”，然而，躬逢其时的两部“第六代”电影在该年度的不同市场命运却再一次昭示着“真实性”和“生活化”对于他们电影票房的重要影响。一边是李欣的《谈情说爱》继续着“第六代”影片的市场惨败的厄运，一边是路学长的《长大成人》在北京地区以92万的票房收入使他荣膺九十年代青年导演中第一个“百万导演”（票房收入逾百万）称号。实际上，摇滚乐，拼盘式镜头语言，“寻找”主题……所有这些“第六代”导演们的指认性标志照样在《长大成人》中有着鲜明体现。然而，路学长在借助所有这些手段来抒发自我的都市成长体验的同时，并没有让“成长”的“过程”湮没在“成长”的“感受”当中。影片叙事从一场明显带有隐喻意义的大地震（实际上也真有其事）开始，以意外捡获的半截小人书作为小周青成长归宿的原初指示，应该说，这既合乎当时年少一代的思想真实，也为影片以后周青对“朱赫来”的找寻奠定了基础，少年时代承受着的压抑以及“朱赫来”对这种压抑的代为解除，更强化了周青对“朱赫来”不舍追寻的心理本源，影片在对周青三年的留法生涯一笔带过地加以交代之后，回国后的周青的生活展现实际上从形态上已与管虎的《头发乱了》、娄烨的《周末情人》毫无二致，可是，据调查，绝大多数该片的观众认为，与当年可谓大制作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相比较，《长大成人》“更富时代感，生活状态也比《阳光灿烂的日子》来得真实”，“小周青的扮演者逼近生活的演技远比《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夏雨高出一筹，‘付绍英子’的扮演者朱洁也比米兰的扮演者宁静来得可靠”。可以说，观众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影片表演本身的因素之外，重要的一点应归功于影片前半部分对“小周青”生活和心理状态的真实、细腻的展现.这也为影片后半部分的叙事予以真实、可信的感觉埋下了坚实的基础。几乎可以这样设想，没有了影片的前半部分充满生活真实感的细腻表现，那么，《长大成人》将又是一部《头发乱了》或《周末情人》！也正因为将周青的“寻找”心路都加以了银幕化的具体展现，《长大成人》的“寻找”才获得了生活本身的质感，走出了此前“六代”们一味的情绪宣泄，以“可信”和“真实”赢得了电影观众的普遍认可，从而被不少圈内人士誉为“第六代导演向第五代导演发起的最有威胁的一次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