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张艺谋 采访：黄式宪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李尔葳 影评人、电影制作策划人 时间：1999.10.18 地点：北京友谊宾馆咖啡厅 张艺谋的影片《一个都不能少》扬威威尼斯。在手捧金狮奖回到北京之后，他的另一部新片《我的父亲母亲》也开始宣传发行。与此同时，一本名为《张艺谋神话的终结》的书中的某些观点也激起了我们想和他一起谈谈的兴趣。 滴水见太阳：呈现本土化传统美学风范 黄 对现在的电影市场，如果我们睁开眼睛看，而不是盲目地自信，我们会看到它可悲的一面。这是一个无序的市场、一个非良性的市场、一个非文化性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现状下，你说你要以小搏大，除了把握影片的娱乐性以外还在追求一部影片的文化品位。《我的父亲母亲》很朴素，很能打动人。许久以来，这是我又一次被你的影片深深打动。“母亲”扶着门框的微笑可以比作蒙娜丽莎。你的真情是非常可贵的。所谓的文化品位就是你把自己的感情全部放到了你的银幕形象里，这不是商业片的做法。为什么你会这么固执地追求这种“心动”？这种追求和你以往的影片有什么关联？你怎么来看“以小搏大”中的“小”和“大”？ 张 简单来说，我所说的“小”，首先是指制作规模。我目前拍的都是通常意义上的“小制作”电影。第二是指题材。我选择的不是那种特别重大的题材。因为我知道，凡属重大题材，它必定跟老百姓关系不大。我更希望在题材上贴近普通人，表现小人物的故事，小人物的命运。我想我指的“小”主要是这两点。尤其是在第一点上要很清楚，因为它是市场所决定的。我们曾经被观众无数次地热烈呼吁和强烈要求：拍一部类似于《辛德勒的名单》，一部类似于《拯救大兵瑞恩》这样的电影。观众完全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呼吁，他们也希望中国能拍出这样的电影。但我本人非常清醒。因为今天的中国电影没有那么大的市场。今天在海外市场能卖得好的，能卖得比较稳定的，中国只有几位导演。年轻导演现在是有一下没一下。大部分年轻导演的作品现在还没有完全进入院线。哪怕是艺术院线，能进入的也很少。他们还都在一些国际电影节或某些研究机构徘徊。也许将来会进入电影院线，但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制作对于中国电影不太现实。而且你去骗人家的钱拍一部“大制作”，事实上也骗不来，因为人家很清楚这个市场。我们反复地谈中国电影如何如何，也为我们中国电影的获奖而欢呼，但有一点我非常清楚，我们到国外市场去看一看就知道，国际市场对中国电影的需求量非常少。他们不需要，没有看的强烈欲望。市场安排不进去。 李 现在的状况是不是比前几年好一点？ 张 我觉得也不行。我们只能在自己市场的良性循环中来考虑我们的制作规模。只有“小”才能保证我们的市场是良性的，投资人才会有信心继续投资电影，我们的导演才有机会获得经济来源拍电影，才能一部一部拍下去。就算市场不景气，但因为你的电影“小”，它就能生存。当然，谁都知道“一滴水可以见太阳”的道理。小题材、小制作未必不可以搏大，求大未必就一定能拍得成功。有的时候，越是收缩起来拍一个小东西，如果你拍得很透彻，可能更有穿透力。 黄 我注意到，你这次拍《我的父亲母亲》是追求一滴水的光芒，我觉得这个道理很朴素，却很深刻。其实，像齐白石、梅兰芳的作品就是由繁到简，后来越来越简。 张 其实这正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精华所在。这可能也是东方人思维的一种定势，所以我认为“以小搏大”，或者收缩起来，以小单位进军，以小团体作战，可能是在经济规律上、在生存的现状上、甚至是在保持我们中国人特有的美学特质上恰恰都是好的。因为中国人是讲小不讲大。我们虽然老讲“搏大”，但很多东西都是从小处入手，从形而下入手，于细微处见精神。 黄 这叫“在微尘中见大千世界”。 张 这是传统。所以我们这种收缩到以小单位进军，其实恰恰是从纯国粹的角度找到自己。 黄 你这个以小搏大，是不是想以中国的小制作与好莱坞抗衡，以此作为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引导？ 张 我还没有这样想。我们还不能跟好莱坞争市场。可以举日本的例子。我的片子十几年一直在日本做后期。你可以在五年或七八年前看到，日本的电影几乎是死亡的。日本有一年只拍五部电影。但现在的日本的电影却有一点回升。像《情书》、《弹弹琴、跳跳舞》这样的电影是在日本首先轰动并获得高票房的。日本电影为什么回升？是因为日本观众看好莱坞太多了，反而倒了胃口。而中国观众还刚开始看好莱坞，兴趣还大着呢，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抗衡呢？我们只能保持自己。守住自己的阵地，守住自己一方净土，我们的价值在于：大家吃腻了汉堡包和麦当劳之后回头看，也许在五年、十年之后回头看，那时他们才明白：哎哟，他们那时候还拍了这种颇具中国本土文化气息的“小”电影，很不容易。 黄 其实真正能抓住中国人心理的电影还是会有观众的。所以你说的“以小搏大”实际上也还有一个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的问题。 张 其实人家就是大，我们就是小。我们不能以小装大。 黄 你拍电影有你自己的方位。一位年轻的学者把你的方位定位在“过去、边缘、本能”，这显然是在拿西方的理论去套你的电影。我并不认为你的电影全都是描写性本能的，或是只讲“往昔”，不讲现实的。你谈的“小”一是体现了你的美学追求，另外也体现出你对小人物和普通人的关注。《我的父亲母亲》做得非常平易、单纯。只要静下心来，人们就能体味到那种苦难中的纯情。而且也是你对世纪末心态的一个挑战，是对“一切向钱看”这种市民心态的挑战。你这种境界是怎样悟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