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香港、台湾的电影各有一份和本土意识形态息息相通的思想和艺术过程。而这一过程又因其兀自独立的运行而呈示出外形及内核都互不相同的特征。所以，华语电影不是一个笼而统之的概念，地域文化间充满了差异和区别。 祖国大陆电影春风得意 内地电影的艺术发展，在社会文化的历史逻辑中往往被着重论述三个时期： 一是三四十年代以《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等影片标示的写实主义黄金时代。在这一阶段，空前激化的是民族矛盾和阶级对立。当民族生存与个人安危面临巨大威胁时，电影的美学取向毫无疑问地依从了社会和政治的抉择。当时具有轰动效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小城之春》等作品行随国家的命运，注目人民的苦难，塑造人物和环境的细腻与逼真，创造了至今魅力不减的电影价值。 二是生产了《白毛女》、《祝福》、《林家铺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影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期。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虽然把社会写实的电影传统带入新国家，授予后起之秀，但共和国初创的现实和政治需要，决定了这一阶段的电影主潮是对抽象政治理念的图解式表述。因而特写的主人公始终是被拯救的劳苦大众和党的化身。伴随着阶级斗争声浪的逐步升级，政治功利在艺术创作中的投影愈加浓重，直至恶性膨胀于“文化大革命”。这种状态导致当代中国电影史无法按自身的发展断代，而只好以政治或政策的更换分期。 三是以七九年为转折的所谓新时期。重新起步的电影面临的是一种久经规范乃至僵化的创作模式。文化虚无主义的说教使电影在纵向上割断了和三四十年代现实主义传统的联系，在横向上封闭了与世界文化思潮的接触，其创作观念和语言显出极端的狭窄和匮乏。然而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毕竟造成了欢欣鼓舞的开放格局，改变电影的既定观念，重塑影像的表意功能，打破陈陈相因的场面调度成为许多电影艺术家们最富于激情的兴奋中心。从《天云山传奇》的历史质询开始，内地的电影作者再次踏上了黄土地的文化苦旅，并猝不及防地将一个影像老中国呈现给了世界银幕。 一个民族的电影繁荣依赖于大师导演的诞生，内地电影所以能够在短短几年内复兴，完全取决于一支三梯队结构的导演群落的形成。谢晋、成荫、水华、凌子枫等老艺术家历尽磨难却坚持以电影完善人生：《天云山传奇》、《西安事变》、《蓝色的花》、《骆驼祥子》首当其冲，将历史、人性带入一体化的电影政治。谢飞、吴贻弓、黄健中、吴天明、王好为、胡柄榴、郑洞天、张暖忻等中年一代深恶浩劫追寻哲思：《本命年》、《城南旧事》、《如意》、《老井》、《夕照街》、《乡音》、《邻居》、《青春祭》在重现阴霾时难舍浪漫，寄情理想。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黄建新、吴子牛、李少红、胡玫等后起之秀青春蹉跎后痛定思痛：《黄土地》、《红高粱》、《盗马贼》、《黑炮事件》、《晚钟》、《血色清晨》、《女儿楼》穿越历史，探询文化本源，其光影迸射出振聋发聩的精神思维魅力。如同六十年代的法、意、苏、日，二十年来的中国内地新老导演共同创新，长江后浪推前浪地造成电影革命的滚滚潮流。 如果说七九年后内地电影的自觉在于功能的调整和艺术的重申，那么它的前提就是导演创作个性的解放。马克斯曾说，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不教条地预想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肇始于实践检验真理背景之下的新电影创作，在政治上批判封建主义，在艺术上反叛工具论。而作为从噩梦中觉醒了的现代导演，不同段代的创作者分别显示了各自的风格特征。谢晋娴熟于好莱坞式的情节剧，然而他难能可贵地利用这一模式善恶二元对立的叙事策略，在影片中针砭社会时弊。谢飞等人逃避历史桎梏时却潜移默化地保持着和社会及人生的同步。他们往往以社会理想衡量人生的价值，其电影常常流露出伦理化的艺术评判。陈凯歌、张艺谋早熟地感受着人生的忧患，而正是因了他们对历史抗争式的表述，中国电影受到世界更大层面的瞩目。 濒临二十一世纪的内地电影进入了另一番历史情形，在市场经济、多重媒体、两种体制的复杂格局中，它已失去了曾经单纯的艺术激情。那种电影独步一时、创作灵府顿开的时代常常成为我们记忆中的怀想：“三代”壮心不已，“四代”佳作迭出，“五代”咄咄逼人，电影不仅在国内艺术界风光占尽，并且在国际各大电影节屡屡捧杯，春风得意的电影人不无骄傲地设问：我们还有什么奖没拿？！ 香港电影：投向更阔大的银幕 与台湾、南韩、新加坡比肩，香港跻身于“亚洲四小龙”。其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早在八十年代就达到堪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抗衡的现代化水准。然而，作为某种象征，香港的电影工业似乎更能充分体现这种成就感。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以来，香港电影技术前卫、风格多样，表、导、摄人才辈出，其作品不仅令亚洲同行羡慕不已，甚至让影坛霸主好莱坞大加赞赏。 香港电影的起步几乎和大陆内地一样，同在1896年。继而1901年建立影院，1913年出现制片业。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大批影业人员移居香港，为其电影制作注入艺术和技术的活力。1949年前后，内地部分电影工作者的再度南迁使香港电影创作的基础更加丰厚。纵观其近百年的发展过程，香港电影的外在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其题材可灵活多变，其形式能自由选择，其制作完全遵循企业法则和商业规律。因此，香港电影往往双重地带有中国特色和国际热点，对各种族群的观众都具有相当的吸引力。由于台湾和内地在香港的腹地之外，所有的海外华人地区都是它的恒定市场，加之影片生产的常年稳定发展和艺术技术上的不断求新谋变，香港最终赢得了“东方好莱坞”的称誉。 从创业至今，香港拍摄制作了8000多部影片，其数量既超内地，又超台湾（大陆和台湾的影片数量均为5000多部）。这座600万人口的城市拥有数十家制片机构，百余家影院，电影年产量在100部以上。这在遭受几重挤压的艰难电影时势中，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成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