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视文化建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创建期(1949-1978)、繁荣期（1978-80年代末）、转型期（80年代末—至今）三个大的历史阶段。“转型期”的中国影视文化建设又经历了四个产生了较大反响的浪潮，这就是：娱乐化、纪实主义、新英雄主义、平民化。这些浪潮有的是阶段性的影响，有的是持久的影响，不管其影响的程度与水平如何，这四个浪潮的确体现了中国影视文化在“转型期”阶段最突出、最独特、最鲜明的一些特点征，并为未来新世纪中国影视文化建设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一、娱乐化 电影与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其所承载的功能始终为媒介的“把关人”所操纵，或者说其所承载的功能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现实需要、政治经济状况及文化传统的制约。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影视受自由市场经济的支配，其取悦于观众的目标从来没有放弃过，而取悦于观众的最重要的渠道，就是发挥影视传媒的娱乐功能，从影视传媒在西方被称作“娱乐业”这一点来看，就非常显著地呈现出影视传媒娱乐功能的发挥和实现的独一无二的重要价值。所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影视传媒“娱乐化”是与生俱来的、勿庸置疑的一种功能，一种不可替代的功能。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影视传媒来说，“娱乐化”功能的发挥和实现不是一个可不可以、应不应该、占多大比例或份额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发挥、如何实现的问题。 而中国影视传媒长期以来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条件下，被作为一种“载道”、“教化”的工具、手段而发挥着它认知、教育上的功能，尽管我们也有“审美娱乐”功能被提及，但不论是力度，还是广度、深度上都远远不够。如果说“创建期”具有“娱乐”功能特征的影视之作寥若晨星的话，那么“繁荣期”“娱乐化”影视之作则依然是“星星之火”，而在“转型期”“娱乐化”影视之作则已开始形成“燎原”之势。但影视“娱乐化”功能的开发在“转型期”的“燎原”之势的形成，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波三折。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王朔小说改编成的影视作品“娱乐片”为代表，掀起了中国影视大规模“娱乐化”浪潮的第一个高峰，并对整个中国影视文化产生了巨大的辐射。此时代表性的作品有电影《顽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大撒把》等。由王朔小说改编成的这些电影作品，以戏谑调侃的语言风格，尖锐讽刺的修辞方式，世俗化传奇的生活内容与情节故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王朔现象”“娱乐片”问题的热烈争论，肯定者热烈颂扬王朔电影娱乐片对传统电影文化理念的有力冲击，对新的电影理念的卓越贡献，甚至把它看作是中国新电影的希望所在；否定者则强烈抨击王朔电影娱乐片中的思想负面价值，如其对历史的荒诞“颠覆”，其对生活的不严肃态度，其风格作派中的反文化、反主流、反传统的虚无、解构倾向等。而更多的人对其则持观望、持一分为二的态度。 王朔电影娱乐片在“转型期”迅速崛起和轰动，走红大江南北，但这股潮流很快又由于种种原因而趋于衰落。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影视文化开始了形成其“娱乐化”浪潮的第二个高峰。代表性作品则集中体现在电视剧创作中，如《北京人在纽约》、《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海马歌舞厅》、《过把瘾》等。电影《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等，电视娱乐节目《开心娱乐城》、《黄金乐园》、《午夜娱乐城》等也基本出现在此一时期。 与第一个高峰时的创作相比，这一次影视“娱乐化”的探索在广度、高度、深度上均有长足进步，其社会影响和生产创作获得了更强的力度，各个方面都明显地趋于成熟。首先，其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观察、提炼与概括既把握了真实原则，又增加了智慧含量与思想含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与高度。许多作品不再为“乐”而“乐”，而是建立有真、善、美的目标和基础上进行主题的提炼、人物的塑造、语言的选择与风格化的追求。其次，其对社会现实生活面的题材拓展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种地域、各种文化、各色人等几乎均有表现，与此前相比，这个时期人们越来越以审美的眼光而非思想价值取向的视角去观照“娱乐片”，心态的调整使观众越来越用较为纯粹的审美心理去看这些影视作品，这使得此时“娱乐片”的创作空间、生产规模也急遽拓展、扩大。 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影视文化“娱乐化”浪潮形成了它的第三个高峰。以“贺岁片”一如《不见不散》、《没事偷着乐》、《甲方乙方》及故事片《有话好好说》、《夫唱妻和》、《站直啦，别趴下》等为代表的电影，以情景剧《我爱我家》、《临时家庭》、《新72家房客》及《咱爸咱妈》等为代表的电视剧及一大批电视游戏娱乐节目等的崛起，使“转型期”中国影视文化“娱乐化”创作步入了较为成熟的时期。不论是创作理念、创作方法还是生产运作机制、方式，还是社会对它的理解、接受和参与，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转型期”中国影视文化“娱乐化”经过了一波三折的“浪潮”，给予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第一，在对影视“娱乐”功能的认识上，获得了巨大进步。一方面，人们认识到娱乐本是人的游戏本能的自然显现，影视创作“娱乐化”浪潮的兴起，实际上是对过去许多年来我们受极“左”思想的干扰，而对影视文化本身应当有的这种功能过于忽略的一种“拨乱反正”；另一方面，人们也认识到“娱乐化”并不是影视文化唯一的功能，“娱乐化”受民族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发展、社会生活现状、人们接受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娱乐”应当满足、更应当“契合”上述诸种条件限定下人们的需要。之所以有些影视“娱乐片”遭受失败，有些受到严厉批评，有些走了创作的弯路，都与未能辩证地理解和贯彻这种认识有关。而那些成功的乃至成为一个时期经典之作的影视“娱乐片”，则无一不是在正确把握了影视“娱乐化”功能的辩证关系基础上受到欢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