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73（2000）01—0028—04 在世界体系论和全球化观点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的今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经济格局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厘清依附理论的演变过程和新近发展成果，探讨其在中国发展中的应用，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依附的悲观看法 霍布森——普雷维什——弗兰克与阿明 对依附理论进行分析，第一步就是检视20世纪初期霍布森的观点。霍布森坚持认为，发达国家通过向不发达地区输出资本、积累资本的制度，通过经济扩张和政治统治的结合，甚至通过使用军事资源来维护对不发达地区生产活动的控制，建立起了发达世界与不发达世界的不平等关系。这种观点把不发达国家置于被动、无望的境地，成为关于依附的悲观论的源头。在拉丁美洲，残酷的现实令当地一些学者警醒。1950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认为， 世界经济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由核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边陲（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两个部分构成，核心和边陲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核心国家通过不公正的贸易条件剥削边陲国家。这正是导致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1]（P50）。普雷维什的“核心—边陲”概念，后来通过弗兰克（A.G.Frank）和阿明（Samir Amin ）等人发展成为依附理论。在他的笔下，拉丁美洲成了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边陲”地带，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关系中居于劣势地位。 依附论的著名学者、经济学家阿明博士和弗兰克看到，在拉丁美洲，到处都是大地产，无论是阿根廷的大牧场和小麦农场、巴西的咖啡种植园、中美洲的香蕉种植园，还是加勒比海地区的甘蔗种植园，都是核心与边缘不平等症状的反映。这种不平等导致墨西哥90%以上的农户一贫如洗。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哈林顿所说的“另一个美洲”。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美洲，电视和报刊的新闻和广告对它大肆宣扬，鼓吹那里的生活水平是世界之冠。50年代时这个美洲就开始为自己的产品过剩而担忧；然而，同时也存在另一个美洲，那里生活着4千万至5千万过去和现在都在受穷的人口[2]（P2）。阿明对这样的“另一个美洲”描述到， 传统社会被扭曲到无法辨认的程度；它失去了独立性，现在它的主要职能是为世界市场而生产，这种生产由于沦于贫困化而根本没有现代化的任何前景。所以，这种传统社会并不是过渡到现代化；它是完完全全的一种依附性的、外围的社会，因此处于绝路；它的前进路子都被堵塞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通过对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阿明发现，欧洲殖民者的殖民化总的逐渐形成了外围形态的一部分，在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它的作用就是建立外围结构，后来，其他地区的民族社会也趋向这种结构而形成了第三世界。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商业依附、金融依附和技术依附。 这种结构关系在弗兰克看来是“大都市”与“卫星城”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久已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作为“大都市”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夺、剥削着作为边缘的“卫星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剩余，造成了后者的欠发达[3]（P3）。弗兰克对智利的观察表明， 智利的不发达不能归因于有些人设想的封建结构的延续，实际上这种结构从来没有存在过[3]（P115）。因为在智利，国内的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个阶级一直和国外资本主义利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直主要投资于商业，一直从所有重要的部门搜刮经济剩余。智利的国家及其组织机构，充其量不过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弗兰克在智利的发现与阿明对外围地区特征的概括不谋而合，在阿明看来，所有的外围形态有四大共同的主要特点：（1）在国营部门中， 农业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2 ）产生一个追随占统治地位的外国资本的当地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3 ）具有当代外围地区所特有的官僚主义发展的趋势；（4 ）无产阶级化的现象具有不完全的特点。这样，弗兰克就观察到了对理解智利和其他欠发达国家至关重要的一点，即“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国家”过去是，现在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处于卫星城地位的欠发达的资产阶级和国家，因而总是依附于处于大都市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层次还是在国际层次上，智利和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在走向极化；同时，互相依赖，尤其是卫星国对核心国家的依赖也在增强，两者之间在权力、财富和收入，尤其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经济和技术能力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智利的商业、农业、采矿业乃至工业，也在经济上、技术上和组织体制上越来越依赖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并成为核心国家的卫星部门[3]（P117）。 对“依附的链条”的论述，是弗兰克对依附理论所做的重要贡献。弗兰克认为，在商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时期，第三世界国家被迫接受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它们的生产首先是为了出口，主要是为了满足帝国主义对原材料的需求。第三世界国家的上层领导者加入了这种依附体系，他们不可能越雷池一步，去创造任何独立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越来越心甘情愿地在富裕的消费者和贫困的生产者之间充当中介者。他们是上层买办阶级，这个阶级的财富与生活方式越来越有赖于中心地区的经济上层的活动，这种中心地区被弗兰克称之为“大都会”。这样一个“依附的链条”，从世界上高度发达的中心地区，通过附属于这些地区的大都会伸向贫困的城镇和农村，经济剩余就沿着这个链条向外转移，最终由穷国转移到富国。“由中心城市和卫星地区组成的整个链条，从资本主义的世界的大都会延伸到卫星国的农场主或农村的商人，这些人既是当地商业中心的卫星，又有自己的卫星，那就是农民”[3]（P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