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邓小平思想年谱》，系统地展示了邓小平从1975～1992年的思想脉络。全书600余条中大约有2/3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些新发表的讲话、谈话、批示、书信、题词的主要内容，虽然不是全文，但对《邓小平文选》各卷中的思想，起了极好的补充、印证、扩展、丰富的作用，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新发掘。《年谱》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涉及到国际问题，提供了我们过去未曾知道的关于国际战略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史料。为了更加完整、准确地掌握邓小平理论，本文依据《年谱》资料，并对照《邓小平文选》各卷，对《年谱》中可以对《文选》起补充作用的关于国际战略的几个思想观点，作比较分析如下。 一、善于从全球战略来提出和考虑问题 1980年4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时， 说到：“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53页。）经查阅比较，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中国自身战略的意义上使用“全球战略”这个重要概念。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和第三卷中，邓小平共4 次使用“全球战略”这个词，但都是说的美国和苏联的全球战略，没有说过中国自己有没有或要不要有全球战略。《年谱》中出现中国自己的全球战略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表明，邓小平对国际问题的思考，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思考，乃至对国内发展问题的思考，是有“全球战略”的大视野和大框架的。 邓小平强调，对中美关系，要有政治眼光，善于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年谱》中，约有9 处使用“全球战略”一词时是从中美关系提出问题的。如，1980年8月22日， 在会见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布什时，邓小平指出：“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注：《邓小平思想年谱》 第166页。）后来在其他场合，邓小平又指出：“从全球战略角度来看，美国究竟把中国摆在什么位置还没有搞清楚。”（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65页。 ）他反复强调：“如果要使中美关系不停滞并且要继续发展，关键问题是从什么角度来观察和对待中美关系，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对待两国关系，还是从一些暂时的、战术的策略观点来对待两国关系。”（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91～192页。）“从全球战略角度来说，中美有广泛的相似的地方”。（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51页。）“中美关系发展，不只是在台湾问题上，还有全球战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贸易方面以及文化、科技合作方面，领域宽得很。”“真正从全球战略出发，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要做许多事情。”（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32页。）邓小平希望：“美国要真正同中国改善关系，必须从全球战略来认识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65页。） 对于中国来说，不管美国哪一个党执政，“中国政府评价和判断美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对外政策都将把对中国的政策视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战略的问题。”（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66页。） 全球战略的内容当然并不限于中美关系。在谈到其他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时，邓小平也曾经上升到全球战略的地位。如1982年12月15日，在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夫伦时，邓小平说到：“在全球战略中，土耳其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你们的位置最敏感。”“你们那个海峡，一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个达达尼尔海峡，厉害得很哪！”邓小平希望：“中土两国以后要加强交往，增进相互了解，相互了解是加强合作的基础。”（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43～244页。） 邓小平还具体论述了战略与策略的关系，说明在国际关系中，策略必须从属于战略，为战略服务。早在1975年10月，在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会谈时，邓小平就指出：“对待国际问题，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根据我们理解，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的，是为战略服务的。”各种策略，可以是符合于战略的，也可以是偏离战略的。在国际关系中，可以有灵活的态度，但“灵活是要符合于战略要求的灵活，如果灵活得过分，就会使人们想到究竟这个战略是什么。”（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2页。） 在《邓小平文选》一、二、三卷中，邓小平使用“战略”一词时，较多的是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战略。只在第二卷中两次使用了“国际战略”。而在《年谱》中，不仅较多地出现了“国际战略”，而且还更多地出现了“全球战略”。从专业术语的内涵来说，“全球战略”比“国际战略”的外延更宽、更广。因此，可以说，《年谱》更充分地展示了邓小平宏大、宽广的战略思维和战略眼光。迄今为止，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和外交政策中，我们还没有正式使用“全球战略”这个概念。中国应不应该有自己的全球战略？这样的全球战略应该包含哪些内容？这是越来越需要我们思考和决定的问题。既然邓小平已经这样使用并且如此强调“全球战略”问题，我们何不抓紧落到实处呢？ 二、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科学分析 正确分析和判断国际战略形势，是我们科学地制定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基础。邓小平以开阔的视野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紧紧抓住当代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等一系列重要论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当今国际问题的很多大思路、大政策。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邓小平文选》中有较多的反映，但在《年谱》中，我们还是能发现很多新的内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国际问题上有两个重要的转变。一个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改变了对战争危险性的估计；一个是对外政策上，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邓小平是1984年10月在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谈话时，第一次说到我们对战争危险的看法有一点变化。在《年谱》中，我们则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看法变化的过程。当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实现工作中心转移时，邓小平还没有能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新观点，而是认为战争仍然不可避免，但应该努力加以延缓。如1978年11月，邓小平在访问马来西亚时，认为“世界整个形势趋向紧张，不安宁”，但“面对战争爆发的危险，各国政治家除注意提高警惕外，应找一条延缓战争爆发的办法，而不能无所作为。”（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0页。）进入80年代后， 邓小平对战争危险性的估计逐渐走向乐观。1980年4月15日，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时，邓小平说：“争取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这就需要联合努力，需要行动有力和有效，否则八十年代的危险能不能渡过要打个问号。”（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153页。）这时候，他主要强调我们的各项工作和政策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建立在战争可能爆发的估计上。当年10月25日，他说：“我们还是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但究竟什么时间打？”“现在看，再有五年或者更多时间，也还是打不起来，因为双方的战略部署都还没有完成。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不能还是建立在过去那种估计的基础上。”（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74页。）到1983年11月时，邓小平的估计是：“战争的危险确实存在”，“但我看至少五年内打不起来。我们要利用这样的有利条件来发展自己，如果争取到十年不发生战争，那对我们是最有利的，看来还是有可能的。”（注：《邓小平思想年谱》 第273页。） 到1984年4月28日，在会见美国总统里根时，邓小平进一步表达了他的更为乐观的估计：“和平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世界局势不稳定，但争取和平的前景良好。”（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81页。）正是在这样一些发展变化的基础上， 到1984年10月、1985年6月，邓小平才明确地表达了我们已经熟知的对战争形势的新判断，从而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