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哲学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它的哲学基础，是贯穿邓小平理论各个方面的灵魂。深入研究邓小平哲学的性质、特点、历史地位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对于加深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邓小平哲学的性质和特点 邓小平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是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和它的哲学基础，是毛泽东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哲学有如下一些特点： 1. 邓小平哲学是应用哲学。这是从哲学的类型上说的。应用哲学的特征是具有哲理性、中介性、应用性，它高于具体科学，低于基础哲学。邓小平哲学更注重应用性，更贴切实践和生活。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化为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2.邓小平哲学是价值哲学。从哲学的功能来看，邓小平哲学更注重实效注重人民的功利，把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统一起来，把实践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哲学更多地带有价值哲学的特点。 3.邓小平哲学是大众哲学。从哲学的阶级基础来说，邓小平哲学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又采用中国广大干部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用短小精悍的篇幅、朴实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哲理。邓小平一再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82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邓小平哲学正体现了这种为大众所接受、所需要的特点。 二、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的关系 邓小平哲学既是毛泽东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错误的纠正和超越。它们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既有连续性，又有阶段性。其共同点或连续性表现在：其一是革命事业的连续性带来哲学上的继承性。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又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所从事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的两个互相联系的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所做的工作是毛泽东未竟之业的继续。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00、299～3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其二是理论思路的连续性。邓小平哲学和毛泽东哲学在大思路上是一致的，即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哲学主要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逻辑；邓小平哲学主要是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是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其三是理论内容的连续性。邓小平哲学和毛泽东哲学同属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它们的概念、范畴、原理基本上是一致的，如“实践”、“矛盾”、“生产力”、“生产关系”、“人民群众”等范畴和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社会基本矛盾等原理。其四是理论风格的共同性。邓小平哲学和毛泽东哲学一样，注重实际，不尚空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但是，由于这两种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和面临的任务的差异，也给它们带来了一些不同的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哲学和毛泽东哲学相比较，在两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个方面是哲学理论重心的变化。由于时代不同、任务不同，毛泽东哲学和邓小平哲学在几个主要的哲学观点上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例如，在实事求是观上，毛泽东更多地是强调调查研究，把理论付诸实践；而邓小平更多地是强调解放思想，在实践中检验、修改和发展理论。在矛盾观上，毛泽东把斗争性放在首位，强调在同一中把握对立；邓小平则对同一性给予更多的关注，强调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在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毛泽东更多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和“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通过革命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则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另一方面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毛泽东强调思想方法的客观性、全面性、科学性，反对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他提倡的实事求是、矛盾分析、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中国革命事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他晚年在思想方法上产生了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形成了狭隘的僵化的思维定势，如夸大意志的作用，崇尚“斗争哲学”，热衷于“大搞群众运动”，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思维定势，吸收了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管理方式的积极成果，使之与我党传统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结合起来，提出了“三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以及加强工作中的“四性”（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要求，这就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变；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从朴素的整体思维走向系统辩证思维，从经验思维走向理性思维、创造性思维。 经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尽管邓小平的著作和实践处处充满着唯物论和辩证法，但他毕竟没有写出专门的哲学著作；尽管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有许多新贡献，但从总体上看，基本点还是毛泽东哲学的东西，还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并纠正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失误，没有提出在性质上不同于毛泽东哲学的理论体系（不是指表述体系）。所以我们说邓小平哲学是对毛泽东哲学的继承、运用和发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范围内发展的新阶段，而不是同邓小平理论一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因为哲学体系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有所不同，要形成一个独立的哲学体系，需要比较全面的知识积累，具有高度的理论修养，更重要的是需要提出有严密逻辑联系的哲学概念、范畴、原理，建构出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需要经受长时间的实践考验。我们这样来给邓小平哲学定位，是郑重的、严肃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邓小平自己在谈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时，就郑重指出：“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00、299～3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我想，我们对邓小平哲学的历史地位的评价也应该有同样的科学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