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上，最具有时代意蕴和典型意义的，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拓展。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出发，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开拓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选择和逐步拓展，不仅给12亿中国人民带来了日益增多的幸福和无限光明的前途，而且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蓬勃生机和强大动力。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加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现在，深蕴着进步与坎坷的20世纪已经结束，充满着机遇和挑战的21世纪已经到来。在这样一个富于诗意和哲理的历史时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的、深入的总结和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化地反思过去，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而且更重要的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化地开拓未来，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马克思主义是充满无限生命力的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拔和拓展，从根本意义上说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在现时代的体现和展示。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以它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法为指导，探索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面向新时代回答新问题的伟大科学成果，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在当代世界最重要也是最典型的体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向来认为他们的学说的生命力，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生命力，存在于革命的社会实践之中；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唯一源泉，是永葆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强大动力。“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 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科学命题，不仅深刻揭示了实践在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而且也蕴含着作为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规律高度理论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所以充满无限生命力的深刻哲理。恩格斯更加明确地把“革命的实践”看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实践，尤其是工人阶级的革命的社会实践，是科学社会主义存在、发展的根本形式，是马克思主义生机与活力的根本源头。离开实践这块沃土，科学社会主义之花就将枯萎；脱离具体的实践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就会把社会主义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突出地表现在他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密切关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总结、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新规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在他那个时代被不断地补充进新的内涵，获得新的活力。列宁多次精辟指出，现在根据书本来谈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列宁把实践对于理论原则的始终决定作用提到这样的高度：“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因此，必须反对一切脱离实际的“冠冕堂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议论”。（《列宁选集》第3 卷第381页） 可惜列宁的这些光辉思想在他之后未能被恒久地坚持。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之所以会出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长达20年“左”的错误这样的曲折，原因固然有众多方面，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关乎全局的原因，就是脱离各国的具体实际抽象地谈论、搬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理论原则或具体结论，严重地扭曲、抹杀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性本质，从而导致关于社会主义的理念期待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强烈反差，导致企图超越现实条件加快社会主义过渡进程，导致一系列急于求成的建设践线和政策，乃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上，使人们陷入了迷惘和困惑。 严重的教训启示我们：要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现实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作用，必须面向新的时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深入研究现实社会主义面临的新情况和呈现出的新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面向新时代回答新问题的伟大科学成果，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无限生命力在当代世界最重要也是最典型的体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世界格局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代主题也在量变之中发生了质变。一是新科技革命和高科技的广泛应用给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其巨大的影响，以至向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理论提出了诸多新的课题；二是世界性战争失去了全面爆发的客观条件，和平与发展逐步代替战争与革命而成为时代的主题；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了若干改革与调整措施，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具体动作中出现了与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阶段许多不同的新特点；四是50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因内困外窘而逐步解体，部分社会主义制度向其他社会制度转型。面对如此种种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新变化，如果固守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具体结论和基本原则，则很难作出清晰的梳理和正确的判断，以致不得不陷入迷惘和困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敢于直面新时代，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以寻求社会主义新的生路。邓小平正是这样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他非常重视对冷战之后世界新格局的梳理和时代新主题的揭示，善于透过纷纭芜杂的国际事务现象，抓住世界格局新变化的本质，寻求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契机和基点。由此精辟地指出，当代世界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格局，给中国发展带来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不仅提供了加快发展的宝贵时间，使我们“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而且扩大了对外开放的空间，使我们“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加速国内经济建设。同时，中国的发展又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从世界政治意义上说，“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因此“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责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281页）
